谈述分工分工论述、通识教育与就业

摘要：本文从分工理论出发，指出专才教育的内在不足导致通识教育的产生，并进一步分析通识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作用，提出高校应该在专才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通识教育以提升学生的长期工作和发展能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才。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分工 通识教育 就业能力 建议

一、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与专才教育

1776年3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
亚当·斯密说：“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从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万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

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分工论，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所以到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8772个工时，极大地提高了汽车的生产效率。在企业管理领域，分工论成为统治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劳动分工理论对于管理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与斯密的这一学说有着“血缘关系”。
专才教育的发展与分工理论的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专才教育就是较早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或者职业训练，培养学生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技能和能力，使他们能够较快地进入实际工作岗位中发挥作用。“专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专业工作中生产效率高，能够较快从事本专业工作，这是专才教育的优点。但是，因为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容易造成知识面狭窄，其发展后劲及创造力不足。这是由于随着分工的深化，虽然对于某一个具体工序而言，其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但是不同生产工序之间协作难度也在加大。专才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专业技术人才的增加，不同专业技术人才、不同技术之间的协作必要性不断加强，由此，通识教育应运而生。

二、通识教育的产生：避免分工过度深化与加强协作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识教育”等等。
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于专门而致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推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由马修·阿诺德多方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影响广泛，备受关注，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 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芝大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哪一门都必须连续三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 世纪90 年代芝大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 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 人，每周两次各80 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三、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分工与协作缺一不可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始终是坚持专才教育的实用主义方向。1949 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苏联模式。其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摘自：毕业论文结论范文www.618jyw.com
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这次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 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 当今的高等教育尤其如此，一直致力于造就各种各样的工具，而忽略了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在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源于：论文结论范文www.618jy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