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运动员技术特点分析科技

【摘 要】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男子拳击运动的竞技水平，对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中运动员技战术特征分析。结果发现中小级别和重量级男子拳击运动员在比赛中刺拳的使用率最高。在成功率方面，直拳的成功率最高，其次是勾拳；在组合拳应用方面，中小级别和重量级运动员同样都是二、三拳组合拳使用率最高，但六拳以上组合拳的成功率最高。在防守反击方面，中小级别拳手使用最高的是格挡防守反击和后撤防守反击，重量级拳手使用最高的是格挡防守反击，而成功率最高的是贴靠防守反击。
【关键词】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拳击；决赛阶段；技术特征
前言
最近几年我国在男子拳击项目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邹市明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分别获得了48公斤级金牌，张小平在北京奥运会的81公斤级中也取得了金牌，中国在拳击项目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男子拳击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技术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我国男子拳击运动员整体上技战术的特点，从而全面提高其他级别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全运会是我国最高级别的体育盛事，比赛级别仅次于奥运会，因此通过对第十一届全运会中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中的技战术分析可以反映出我国目前男子拳击的技术特点。拳击的技术是拳击运动的基本要领〔1〕，根据不同的实战情况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从而在比赛中赢得主动。目前关于男子拳击比赛中技术应用的文章较少，同时具有代表性的比赛就更少，不能真正反映出运动员的技术特点。拳击运动技术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按拳击技术的功能可归纳分类为：进攻技术（拳法技术）、防守技术（拳法防守技术）、反击技术（拳法反击技术）、组合技术、假动作技术、攻防组合技术、攻防综合技术〔2〕。国内一些学者对比赛中的技术进行了研究〔3-6〕，但主要是集中在某一拳法技术的应用上。
因此，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中（半决赛和决赛）24场比赛的录像为研究对象，以探究目前我国男子拳击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技术特点。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拳击比赛决赛阶段中（半决赛和决赛）24场比赛的录像为研究对象。24场比赛共包括75局比赛，级别包括48公斤级、51公斤级、54公斤级、57公斤级、60公斤级、64公斤级、69公斤级、75公斤级、81公斤级、91公斤级、+91公斤级共11个级别，并且将48-69公斤级别定为中小级别，75-+9别定为重量级。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解析法、专家访谈法、统计分析法进行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基本进攻技术应用情况

表1和表2分别是十一届全运会中小级别和重量级别男子拳击运动员基本技术应用情况，其中中小级别的男子拳击运动员刺拳的使用次数最多，在75局比赛使用了623次，摆拳使用次数最少，共计使用397次，但是每局成功率最高的拳法是直拳，其次是勾拳，最低的是刺拳。而对于重量级拳手来说，使用率最高的也是刺拳，其次是直拳；而在成功率方面，直拳也是成功率最高的拳法，其次是勾拳。
拳击的基本技术比较简单，可以说拳击的基本技术是拳击技术系统中的核心，任何技术的变化、运动都是在基本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运动员在比赛实战中，基本技术需要根据时机、距离、战术和运动员自身的身体条件加以变形才能有效地使用。拳击技术动作的分类方法很多，可根据拳击动作的结构，也可根据拳击动作的功能或根据人体的解剖结构进行分类，这些技术的总和构成了拳击的技术体系。根据文献的报道将拳击的基本技术分为四个拳种：直拳、勾拳、刺拳和摆拳〔7〕。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小级别拳击运动员刺拳的使用频率都是最高的，其余依次是直拳、勾拳和摆拳，对于重量级别拳击运动员来说，每局的使用率高低排序依次是刺拳、直拳、摆拳和勾拳，可见在比赛中我国运动员更多的是使用刺拳与对手周旋，刺拳使用率虽然是最高的，但是其有效率（得点数/出拳数）却是最低的，而最有效的拳法是直拳。这说明我国男子拳手刺拳训练水平稍低，有效率低，这不仅消耗体力而且也浪费了大量的战机，刺拳可以在比赛中干扰对方，扰乱对方的出拳，因此，应该在训练中提高刺拳击打的训练，提高刺拳的有效率，在训练中教练员可能更多地强调直拳的击打效果。另外，我们从表中还能看出中小级别运动员的勾拳使用率和有效率都非常低，这可能与在平时训练中不注重勾拳训练有关，勾拳是拳击技术中一种中近距离的击打拳法，它通常配合直拳或摆拳组成组合拳进攻对手，所以勾拳非常的重要。而对于重量级拳手来说，勾拳的使用率和有效率比较高。国内的李昆〔3〕对新疆十运会拳击比赛的半决赛、决赛的录像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发现比赛中拳击前手直拳技术使用得最多，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近。

2.2组合拳应用情况

表3和表4是分别是中小级别、重量级男子拳击运动员组合拳应用情况，其中对于中小级别拳击运动员来说，在三种组合拳中，二、三拳组合得最多占598%，使用最少的是六拳以上的组合拳，但是成功率最高的却是六拳以上的组合方式占511%。而对于重量级拳手来说，在组合拳的应用上与中小级别运动员没有差别，都是二、三拳组合最多，而六拳以上组合拳的成功率最高。
随着比赛激烈程度的增加，拳手出拳的次数也在增加，在进攻中防守反击的技战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回合组合拳方面，选手们除了强有力的单手拳之外，取胜的又一法宝为组合拳的运用，因此，组合拳的应用在拳击比赛中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文献报道，组合拳应用得越多，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胜率就越高〔8-9〕。而本文根据文献报道将组合拳分为二、三拳组合，四、五拳组合和六拳以上组合〔7〕。对于中小级别拳击运动员来说，在三种组合拳中，二、三拳组合得最多占598%，使用最少的是六拳以上的组合拳，但是成功率最高的却是六拳以上的组合方式占511%。而对于重量级拳手来说，在组合拳的应用上与中小级别运动员没有差别，都是二、三拳组合最多，这可能与选手在平时训练不够有关，也可能与体能不足有关，从而使拳手只能持续到二、三拳的组合拳。而六拳以上组源于：论文范文格式www.618jyw.com
合拳的有效率最高，原因是对手经受过六拳以上的击打后防守能力和还击能力必然下降，所以其有效率最高，但是从我们的调查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小级别还是重量级别选手六拳以上组合拳的使用率都是低的，因此，在训练中应该注重六拳以上组合拳的训练和击打有效性。

2.3防守反击技术应用情况

表5和表6是中小级别、重量级别男子拳击运动员防守反击技术应用情况，从表中可以出，中级别男子拳击运动员使用最多的防守反击技术是格挡防守反击共使用了454次，其次是拍击防守反击和闪躲防守反击，最少的是贴靠防守反击；但是成功率最高的是后撤防守反击为201%，其次是格挡防守反击的成功率147%。而对于重量级男子拳手来说，使用率最高的是格挡防守反击和闪躲防守反击，分别为289%和282%，而成功率最高的是贴靠防守反击为283%，其次是拍击防守反击。
拳击比赛中，运动员主要运用后仰、后撤步、躲闪、格挡、阻挡、下潜、摇避等多种防守技术动作，而在十一届全运会期间，男子拳手主要使用了格挡防守反击、闪躲防守反击、后仰防守反击、后撤防守反击和贴靠防守反击。在本次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小级别拳手还是重量级别拳手，格挡防守反击都是使用最多的防守技术，分别为244%和289%，同时成功率也比较高。我们知道在比赛中，运动员的上肢是一直处于头部的两侧或前侧，便于利用上肢格架对方来拳，当对方出拳进攻时，为了使对方的拳不能直接清晰地击打到运动员的有效得分部位，运动员能够快速回收上肢来格挡或格架对方的来拳，使对方来拳的方向改变或减弱拳的击打力度。因此，格挡防守技术是运动员使用最多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但是，我们从表中还能看出，中小级别运动员的后撤防守反击使用率比较高，而重量级拳手采用后撤防守较少，其原因可能是中小级别运动员的基本步法移动灵活，比赛的整个过程中移动的节奏较快，而重量级别拳手由于体重比较大，移动速度缓慢，步伐移动少，所以后撤防守较少，而利用大体重贴靠对手使用得较多，也比较有效。
3结论
通过对第十一届全运会男子半决赛和决赛阶段比赛的路线资料进行分析，获得了我国男子拳击运论文下载中心www.618jyw.com
动员中小级别和重量级别运动员比赛中的技术特征，我国拳手刺拳的击打有效率低、直拳击打的有效率最高、六拳以上组合拳使用率低、格挡防守反击使用率最高，同时也最有效，而中小级别运动员采用后撤防守较多，而重量级拳手使用后撤防守较少，较多地采用贴靠技术防守。
参考文献
〔1〕于德顺，高谊拳击〔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8
〔2〕徐友安拳击训练和比赛问答〔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3〕李昆从新疆十运会拳击比赛分析目前新疆拳击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J〕昌吉学院学报，2004，（3）：112-113
〔4〕王怀友对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掌握和使用直拳技术的探讨〔J〕安徽体育科技，1998，（1）：101-102
〔5〕孙风亚浅谈拳击实战中远、中距离的左直拳的应用技术〔J〕安徽体育科技，2002，23（1）：100-101
〔6〕周涛浅谈拳击实战中主动进攻的时机〔J〕四川体育科技，2004，（3）：93-94
〔7〕何建迎国内外中、小级别优秀拳击运动员技战术对比研究〔D〕武汉体院学院2006，6
〔8〕Bohnen N，Jolles J，Twijnstra A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symptoms six months after mild head injuryNeurosurgery 1992；30：692–5
〔9〕Leclerc S，Herrera CDSport medicine and the ethics of boxingBr J Sports Med 1999；33：426–9
（责任编辑：李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