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墨子论墨子“兼爱”思想当代作用

更新时间:2024-01-09 点赞:16343 浏览:7024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他的学说和儒学并称显学,作为一位平民圣人,墨子心怀人民安危,反对不义之战,提出了“兼爱、非攻”等思想主张,并为之付诸实践,虽其学说未被当时统治者所采纳,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当今社会,倡导兼爱之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早在我国先秦时代,墨家创始人墨子,就对社会现实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思考,特别对“农与工肆之人”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以“兼爱”、“非攻”为宗旨的变革现实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和方略,这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对当今中国实施和平发展的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墨子认为,致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疾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根源是“以不相爱”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本是为政者所谋,而今“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乃是天下大乱之原,社稷动荡之根。
在墨家学说中,“义”和“兼爱”、“相利”是同样重要的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明确指出,“兼爱”,“兼以易别”,“爱无差等”。在《墨子·大取》篇中写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主张“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在《经说下》中还说:“仁,爱也。义,利也。”这就是说“兼爱”和“义”是相通的。“义”也是贯串《墨子》全书的一条主线。在墨子看来,“兼爱”是天之所志,“义”则是天之所欲。“义”是为实现“爱利百姓”的天志服务的。故强调“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这里表明,“义”对人的生命和社会财富、国家社会的安危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贵义》篇的第一句话,就强调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倡导的“义”之内涵丰富,它涵盖了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种相互关系。但概括起来看,主要是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要求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按照“义”去处事,实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即“义行”;另一方面,要求为政者按照“义”的理念治理国家,以“义”管理社稷、规范社会秩序,即“义政”。就“义行”来说,墨家认为按照“义”的原则,不仅可以实行节葬,而且可以很好的尽到孝道,尽孝与节葬不相矛盾。所谓“仁也义也,孝子之事”,“若人厚葬久丧”,“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这就是墨子倡导的“义行”的内容之一;为政者“爱民”、“利民”,则为“义政”的表现。在墨子看来,为政者实施“义政”是顺天志所为。子墨子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由此可见,墨家和谐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尚义”。墨子要求“义行”并不是无原则、无准绳的一团和气,而是在“义行”时要明法度,为政者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方可实现“义政”,所以,《法仪》中强调:“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墨家的这种“义行”、“义政”的和谐思想与主张,既强调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又为发展个人权利提供了激励动力和开拓空间。这种“尚义”和谐,就含有平等正义思想价值。
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是墨子试图消除当时的战争、饥荒、专制、强执弱、富辱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原则、方略和举措,也是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基本条件。
第一,从《墨子》一书看来,墨家主张建立稳定有序的“尚义”和谐社会之首要条件,就是为政者必须牢固树立爱利百姓的“兼爱”理念,并付诸实施。在墨家看来,社会动乱失范与社会稳定有序的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为政者是否尊奉“兼爱”理念和实践“兼爱”之宗旨。子墨子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他尖锐指出:“以不相爱生邪。……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因此,他明确指出,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按照“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去做,就可以使“诸侯相爱,则不野战。”继而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相爱之,结果是全社会和谐局面的出现,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贼,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第二,建立没有“野战”、没有相篡、相贼的和谐世界,为政者还必须奉行举贤良的“尚贤”宗旨。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为何说尚贤是为政之本呢?他又说:“自贵且智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因此,为开创公平竞争的尚贤使能的局面,实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理念,真正做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用人原则。在墨家看来,贤能者都是奉“义”举“义”之人,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不具备这些品格的“贤能”之人,是不能入贤良之列的。故《墨子》中专有“尚贤”三篇来阐明这些贤能之人,既是创造和谐社稷的栋樑,又是“国家之珍”的道理。但是,这些“贤能”之人要做到“义行”的要求,必须遵照“尚同”的原则,即在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必须把思想统一于上级要求的方针策略,而最高的方略原则就是“天志”,即“爱利百姓”。墨家的“天志”不同于儒家的“天命”,其思想实质,是社会下层劳动者的权益和意志的反映和外化,没有儒家“天命”中的神秘成份。因此说,“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贤”以“尚同”为前提,就可以使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摘自:毕业论文摘要www.618jyw.com
为事,就有了“爱利百姓”的正确导向。否则,“尚同”就会演变为当政者随心所欲、独断专行的思想专制的举措。“尚同”之“同”就是要求“同”于“天志”,“同”于“爱利百姓”,不是同于任何之同。“尚同”之“同”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一种思想原则,并以这一思想原则所限定、所规范,既不是独断专制的思想要求,也不是为政者随心所欲的思想垄断,而是反映社会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思想原则,即“天志”。“尚同”就是以“天志”为准则来统一社会的思想和舆论,“天志”是社会思想意识的导向,其核心含义就是“爱利百姓”。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之所以如此要求,就在于其中是以“天志”为导向,而不会发生思想专制。因此,“尚贤”与“尚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对“尚同”不要孤立地阐释,要结合“天志”和“尚贤”去理解“尚同”的思想内涵,就是爱利百姓的“天志”,不是同于任何某一级的为政者的思想。第三,建立社会稳定、社会矛盾与纷争得以化解的和谐社会,还必须实行强本非攻的方略,以巩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墨子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强调重视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社稷发展的基础,在发展经济中又强调农业生产的优先地位,在《墨子·七患》篇中记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认为,农业生产收成的丰与歉,是关系到整个社稷的安危和国家的兴衰的重要基础。如果农业生产搞不好,则发生岁馑。国家则处于凶饥状态,结果就造成为政者都要削减俸禄,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而不得悦,学者不得入学,而从事生产者少,消费者多,仓粮不足,就会发生饥荒,社会就难以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为已穷到了极点。所谓“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同时,墨子还强调人人都要“强力从事”,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劳动创造财富高尚风气,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
“非攻”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和谐精神的深刻而突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併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强欺弱、大攻小的不义征战不息,是背离“天源于:论文标准格式www.618jyw.com
志”而恶万民的。墨子坚决反对这种不义之战。认为战争本身是残酷的,造成人民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这是与墨子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因此,他提出“非攻”主张。非攻是古代一种和平正义精神,也是兼爱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是对各国诸侯和人民命运的关怀。因此,他以“非攻”来反对和制止这种掠夺性的战争。他以“盗鸡”“偷牛马”为例,说明侵伐他国之不义。他还尖锐指出,为了“贪伐胜之名”,竞然以杀人之大不义,侵占“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这是一种“夺民之用,废民之利”的恶行。以生动的事例作比喻,说明为什么要“非攻”的理由。在《墨子·非攻下》中,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说明攻伐他国的无理和造成的社会恶果。墨子不仅积极倡导“非攻”主张,而且还把这种主张主动地向各国主政者进行游说,要求主政者接受他的主张,反复宣传侵略他国是得不偿失的道理。所谓“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他认为,发动攻伐他国,就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实际上,墨子批判的“七患”,就是破坏社会稳定,产生征战的七种不和谐的因素和条件。同时还要指出,墨子主张“非攻”,而不废除“征诛”之战。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前者是非正义之战,后者为正义之战。墨子这种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观点,完全是和他倡导的“兼爱”原则相符合的。他认为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就是“兼爱”的一种表现。
在当今世界多极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我们国家又实行和平发展的战略宗旨之际,高扬墨家“兼爱”、“非攻”、“万事莫贵于义”的和谐思想具有重大大的现实意义。第一,从墨子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看,首要的是为政者必须牢固树立“爱利百姓”的“兼爱”理念,并付诸实施,而实行“义政”,为政者树立了“兼爱”理念,就能够创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激发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奠定了社会基础。第二,和谐社会一项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有一批善于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做到政通令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贤能骨干队伍,而墨子主张的“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强调贤能之人,既是创造社会进步的栋梁,又是国家富强的主力军。用现在的话说,国家要拥有大批优秀人才,才能使国家永葆富强的国力。第三,墨子主张的和谐社会,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建立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这方面,墨子强调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把农业生放在优先地位,这对我们具有极大地现实意义。第四,墨子认为,一个兴天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和谐社会的国家,是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所以,墨子提出积极的“非攻”主张,并反复阐明强不执弱,富不辱贫的道理。指出了为扩张国土而发动战争是最大的不“义”,是一种强盗的“恶行”,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是为“天志”所不容。墨子这种的“非攻”主张,是富有现时代意义的。
综上所述,墨子以“兼爱”为宗旨的“尚义”和谐,具有公平正义思想的价值观,其“尚义”和谐思想适应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也更能贴近中国现代化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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