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梅贻琦通识教育与教育：“博”“约”交融

摘要：梅贻琦是二十世纪中国清华大学著名的校长和教育家之一。“通识教育”是梅贻琦倡导并极力主张的大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核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契合性，并在清华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提炼和升华。但是，在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中，在捍卫“全人格”需要的同时，也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需求而融入“专业教育”的内容。本文笔者从梅贻琦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教育，探讨其促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关键词：梅贻琦 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时期，国内政局变化莫测，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救国图存的现实压力，让政府和社会对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色彩，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度流行。1929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公布各种教育方针，号召大学教育要“注重实用科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极力主张并实践“通识教育”的理念。但是，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并不是和“实用主义”相对立，而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融合着“专业教育”的痕迹，并且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全人格”的教育理想

梅贻琦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在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通识教育”中继承了儒家文化培养君子、士的人格思想。传统儒家教育，无不以“全人教育”为目的。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人格的人”。他说：“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尽管在当时中国社会里，梅贻琦这种“全人格”的通识教育理想未能全面实践，却一直萦绕在他心中，并在办学过程坚持不懈地努力。他重视体育锻炼，认为：“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他还大力支持美育的发展，组建交响乐队，成立音乐室，图书馆大量购进艺术类的图书，并在1947年拟定一般论文格式范文www.618jyw.com
了设立艺术史研究室和博物馆的计划书等等。这一系列的通识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

在传统中国，把所学的知识贡献于社会，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人的发展，还是服务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在梅贻琦看来，这二者并非割裂的。他关于“己”“群”二者关系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大学一解》中，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梅贻琦的这段言论，也表明了他与当时西方社会所推崇的“通识教育”理念中反对任何求实、务实的努力，而把普通教育重新放回“塔”内的做法是不同的。梅贻琦更多考虑的是现实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排斥教育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应有贡献，反对把教育与社会独立的观点。这种通识教育的思想受当时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是融合了理想和现实的，有利于梅贻琦“通识教育”理念的推行。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方法

(一)“整”“分”“合”的设计艺术

梅贻琦“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巧妙地体现在其“整”“分”“合”的教学组织设计艺术中。首先，梅贻琦提倡全面、广博的通识教育，突破各领域的知识界限，发现各专门知识和相关学科的联系，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整。因此，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教育方针》上发表了对通识教育的初步理性认识，主张大学四年的课程安排应依照先通后专的原则。他说：“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遍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这是首先把握教学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基本任务，也就是“整”。在此基础上，按照实现组织整体目标和任务的要求，他将组织的任务科学地分成一个个组成部分、基本环节和要素，并据此建立起各种承当这些具体任务的组织机构，进行资源分配。比如，在引进师资方面，所聘请的教授不但知识结构新颖、学识渊博，而且多数人中西古今兼通。如闻一多在清华毕业后留美7年，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西洋现代文学，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这样，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通识教育，让学生“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即是“分”。另外，在分工基础上，再进行总体协调和综合。由于清华大学工学院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其他学院不同，因此工科学生不像其他学院的学生一样要修将近40%的通识课程，工科学生所修的其他课程（包括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外文、其他）仅占20%左右，其他的80%大部分都是本专业的基础课。这种“整”“分”“合”的组织设计艺术为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切实践行其“通识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

(二)开放、权变的管理艺术

开放、权变式的管理有利于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不断提高组织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管理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灵活的管理艺术。在学校中的教师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还有争论的前提下，梅贻琦辩证地认为“任何学问都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三者都不能或缺”。他充分重视教师的作用，切实践行“教授治校”的原则，让教授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及学术问题的决策，发挥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这还体现在清华大学通识和专业课程的安排设置中。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根据其知识生产方式和修习要求设置了不同的通才教育课程结构，不同学院之间、同学院不同专业之间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都有很大不同。课程安排不仅注重让学生涉猎广博的学科基础知识，还强调对知识进行整合，发现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在课程教授上，梅贻琦受中西文化的影响，采用了中国传统书院结合英国“道尔顿制”的教学方式。为了让学生对某学科有全方位的认识，当时的清华大学中经常同一门课多位教授共同合作完成，或者多位教授同时开同一门课，让学生自由选择。他还鼓励学生课外自己“研习”，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清华大学做长期或短期的访学，以各种讲座和报告的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三、结语
毫无疑问，梅贻琦是个治校有方的校长，其所提倡的“通才”也更多是包含了“通识”和“专识”人才两个部分。只是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根据各学科培养人才的不同需要培养“各专业通识人才”或者“本专业通识人才”。课程改革是梅贻琦践行“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弹性、灵活的课程规划和设计为梅贻琦通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保障。通识教育是大学文化自觉性的体现，也是出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以及资本经济全球化双重压力下，对大学本质的重新追问。在当今的大学践行通识教育，不要仅停留于对“通识教育”概念的探索和口号式的宣传，更多的需要不断地落实在实践中，明确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引进师资、落实考核制度等。和其他任何理念一样，通识教育业只有切实的付诸行动，才有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黄延复著.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 杨东平编.大学精神[M].辽宁：辽海出版社，2000.
[4] 陈远.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N].新京报，2007-11-23.
本文为2011年度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课题（项目号FJSPJSWL1104）《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敬标（1969- ），福建福州人，福建省闽清一中校长，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
陈镜平（1963- ），福建福州人，福建省闽清一中高级教师，省物理学科基地学校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为物理学科教育。
（责编 张翼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