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精神与革命

摘 要：《色·戒》中的王佳芝与斯丹达尔笔下的法尼娜·法尼尼，这两位来自东西方、身处不同时空语境中的女性，却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经历体验。本文将从人物的性格特征、诉求、人性局限及所遭受的男权、革命压迫几个角度出发，探究其形象共通性与灵魂普遍性，并揭示这两部作品对革命加爱情的传统叙事手法的叛离与突破，以求在这两部作品社会角色与人性灵魂研究方面达到一个新的突破。
关键词：《色·戒》 《法尼娜·法尼尼》 人物形象比较
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同样，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

一、也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艺现象之间共同性中的差异和差异性中的共同。

《色·戒》与《法尼娜·法尼尼》的创作相隔近一百年，前者构思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25年后即1978年4月11日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后者诞生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两部作品出现的时代跨度较大，其人物形象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意识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部小说作进一步的考察、剖析和比较研究的话，就能够发现，在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形象——王佳芝与法尼娜·法尼尼身上却反映了人类的某些共同经验和体验，包裹着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灵魂。
王佳芝和法尼娜·法尼尼确实是“不同”的，但她们在经历和最终命运上却有着许多类似之处，毫无疑问，这些类似之处又因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性格理想、知识修养和认识能力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但这并不能掩盖她们二人在思想行为上所具有的实质的共同性，以及在世界艺术形象系列中的互相类似的不可分离性。

一、精神空虚与膨胀

《色·戒》与《法尼娜·法尼尼》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均为动荡、混乱的时期。王佳芝处于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此时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社会极其混乱；法尼娜·法尼尼处于16世纪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暗潮此起彼伏，各种新思潮涌动，社会变革剧烈。而两部作品反映的正是这时代变幻大背景下的关系。无疑，在当时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女性在经济地位、话语权上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对自身认知缺乏最终裁决权，内心想必是极为苦闷、压抑、空虚的，这种精神状态与生活状态导致了她们的行为与个性发展走向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618jyw.com
膨胀的误区。
王佳芝的整个人生就在“戏里戏外”划过，她不停地看戏（电影），不停地演戏（演话剧、扮女间谍），因为戏外的人生空虚、无聊、冷漠，像空气一样：她被父母抛弃，被亲戚算计；为了演戏“”时，她一直心仪的邝裕民却出于某种原因退避一边；失败之后，其他同学又莫名地排拒她，使她精神上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要想在平淡无奇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寻求一点色彩，她就只能演戏。易先生和“麦太太”之间发生的一切，虽然是戏，却比生活本身更有吸引力，使她逐渐沉迷于其中。可以说，这场盛大华丽的“演出”极尽曲折之能事，有微妙的勾引与反勾引，有凶险的，有暧昧的，也有片刻的温暖与惺惺相惜……王佳芝是一个工具，一颗棋子，在这个游戏中，没有“自我”可言，可是，她觉得“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法尼娜·法尼尼虽然身为贵族女子、罗马爵爷的女儿，但她也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女人，她处处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行为方式多多少少带有贵族气息和专横霸道的色彩。作为一个女性，她表面上的独立自由则是依托于其贵族的身份，依赖于父亲的庇护。整日囿于贵族狭小生活圈子的法尼娜·法尼尼的生活是单调的：她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头脑简单、无所事事、寄生虫式的贵族，而且她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这就使得她原本单调的生活更加孤寂。可以说，她的内心是极其孤独、憋闷、空虚的，在这虚幻、苦闷、无聊的生活中，她自然生出些寻求刺激、冒险、不甘平庸与实现真正自我的心理。可以说，正是因为空虚无助、缺乏生活目的的精神状态，王佳芝和法尼娜·法尼尼的自我才会不断膨胀，并渐而丧失理性判断，行为趋向乖张、疯狂。
王佳芝两个身份（一为革命者，一为女间谍）的截然对立与巨大差异为她自我的膨胀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她存在于两个集团的无意识之中，可这种无意识又恰恰助长了其潜意识下的膨胀。这两个集团，一个是属于易太太的女嫔，这是追逐犬马声色的交际生活，在官太太们的热闹喧嚣中，王佳芝是缺少认同与资本的。她的衣服，尽管有熟悉的裁缝，却不是自己底气十足的御用；公馆，尽管有租借的理由，却显出典型的跟风与献媚；连丈夫，都是同学假扮的。一个天生漂亮却没有良好家境与境遇的女大学生，在此衬托之下显得更加悲凉。另一个集团则是属于革命者的同盟。一方面，这些革命者是王佳芝舞台的观众，他们充当着戏剧行进的动力角色，使王佳芝逐渐沉迷于自己的角色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王佳芝革命者角色的刽子手，他们的种种行为举止不断地把王佳芝推向反革命者的一边。在家庭、爱情温暖长期缺失的状态下，组织又架空了她纯真爱情的幻象，只剩下交易和冒险：组织的利用、周围人的漠视、失掉的贞洁，这些都使得王佳芝痛苦不堪，欲求与价值得不到满足，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原本就不怎么坚定的她更加摇摆与飘忽不定。一边是的不满足，一边是的不断膨胀与膨胀下易先生的源源不断地补给，当她忽然觉得易先生“这个人是真爱我的”时候，我们便不难理解她在那一瞬间的突然转向。
法尼娜·法尼尼在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力量的纠缠下无法自持。在快乐原则与追求爱情的支配下，她膨胀、丧失理智。可以说，她的爱是自私的，带有极强的个人功利色彩，她对爱情、爱人独占或独享的态度多来源于她多年生活其中的贵族环境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贵族心理。[3]过分膨胀的本我力量导致其丧失理智，只想一味满足自己的本能，即使面对着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也毫不退缩。为了爱，她去告密，演出种种不可思议的闹剧，她能舍弃一切与米希瑞里私奔，对他说“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为了你，我要毁掉自己”。可见，她已然疯狂，失去理智。当感到爱人心中的“责任”“祖国”将要取代自己的地位时，她不惜去告密以损害米希瑞里的革命事业；为了营救米希瑞里，她可以里维欧·萨外里爵爷以获得机密信息，也愿意身陷险境，威逼利诱喀唐萨拉大人。在实施上述举动的过程中，法尼娜·法尼尼为自己不断膨胀的找到了发泄口，获得了自我存在感与满足感，可以说，她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热烈近乎狂热的，她将自己全部的心智用来维护这段爱情，无所顾忌。她的出身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她的追求始终无法超出个人幸福的小圈子，她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爱，爱就是一切。 在法尼娜身上体现了斯丹达尔所赞美的“意大利”和“力量”。斯丹达尔认为，早期意大利人无节制的暴力和是他们创造力产生的源泉，他从本能和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和人格结构，并指出本能和才是“意大利”和“力量”的真正核心。在《文学杂谈》中，斯丹达尔介绍了16世纪意大利人的幸福观：在他们看来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为活着而活着的人是渺小的；爱情与诗是人生幸福的真谛，世俗的名誉对个人幸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应该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这就是斯丹达尔理想中的“意大利性格”，也是他“自我主义”的内涵。因此，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世幸福和人的幸福，特别是爱情的幸福，表现大胆、粗野、放肆和毫无拘束的爱情。[4]这种主观意识与情感外化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流，主宰着人物的命运。所以，作为其纯意大利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法尼娜·法尼尼是意大利性格中崇尚意志、、力和爱的典型，她在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爱情中实现了潜意识的自我，表现出浓烈的热情与奔放的性格。
王佳芝和法尼娜·法尼尼也共同体现出女性之内在虚荣的特点。王佳芝自不必说，她由演戏而进入革命，并一直处于“演戏”之中。诚如《色·戒》中所写：“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舞台的最大魔力源于：毕业设计论文网www.618jyw.com
在于演员深入角色感动自我和感动他人，在感动的虚拟中构筑起人生的成就及荣誉，这是对女性虚荣、浪漫心理一场幽微、精细的刻画。千百年来，女性一直处在男权社会压抑与制约下，对生活敏感的女性就凭借想象来弥补个人生活的空虚。换言之，长期处于虚幻、做戏，即拉康所谓“镜像”之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长期挤压和胁迫下，其本身所有的那种痛苦的、扭曲的东西，经过时间的过滤、抚慰变成了自然、常态，于是在一般人眼中，女性就形成了虚荣、软弱、不敢面对生活的，或是过于张狂、作假、掩饰的特点。[5]
法尼娜·法尼尼虽然看似性格刚烈，独立自主，但在其灵魂深处亦有着虚荣之心，这种虚荣心在她身上则体现为对爱情的加强与消弱。《法尼娜·法尼尼》中说，法尼娜看不起声名显赫的贵族，“讨厌他们的虚架子”；当萨外里爵爷问什么人能够得到她的芳心时，她说是那个逃走的烧炭党人，因为“他不光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他多少做了点事”。这虽然是一种自我独立精神的体现，但也是一种求异求新的虚荣心理。不可否认，在法尼娜·法尼尼实施破坏革命计划、营救米希瑞里、欺骗利用未婚夫等一系列过程中，不仅张扬了自我，更使她的虚荣心在这曲折过程的成功实施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而使其不断膨胀并最终走向难以自拔的深渊。
总之，两位女主人公都有着鲜明的性格色彩与个性特征，其命运发展也大多与此相关，其表面的精神空虚与膨胀并非一种人性的变态，而是人性矛盾与精神压迫下的一种激进的诉求。

二、自我与革命意识

王佳芝和法尼娜·法尼尼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既加剧了她们行为上的失衡与疯狂，亦对革命本身造成了意外。在感情与政治是非的关系权衡下，在男性掌握政治话语和话语的双重优势下，我们不难看出革命和对女性的双重压迫。在革命话语权的制约下，女性话语权和女性地位向来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受革命和男性标准检视和制约的典型代表，在革命话语权下她们被视为革命或男性的附庸，女性本该有的独立地位、人格与话语权力遭到漠视。可以说，在家国大义面前，她们毫无自我可言，也无需有自我存在。
王佳芝做了间谍，革命道义和政治要求她必须忠于革命、忠于组织，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并且为了革命目标不计代价，为此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王佳芝对于她从事的特殊任务（用色相引诱易先生）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困惑，这种困惑不仅来自革命对于女性的制约，更来自现实舆论对女性的压迫，这是男性价值体系对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异化，从而使其长期处在压抑、流离，毫无安全感的尴尬境况中。王佳芝的“革命同志们”利用了她的身体作为手段，同时却又明显地表示出对她的鄙视和疏离，这种压迫和异化，导致王佳芝不断怀疑自己，她憎恨邝裕民，怀疑自己和易先生的关系，最终在刺杀的关键时刻认为易先生“这个人是爱我的”而放走了他。依照革命道德标准，这种行为无异于叛国投敌，是可耻的，理应受批判。然而，王佳芝就真的该一味受到指责吗？女性难道就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政治、男性的需要而丧失自我吗？
王佳芝是被众人推搡着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的，这个角色的扮演却使她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更全面、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机会，当她扮演“麦太太”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个角色更像她“自己”。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在先，“本质”在后，正是人的存在、出场、行动才确立了自身的“存在”与“意义”。王佳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革命女学生”还是“麦太太”，这并不是由自己或他人界定，而得看她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实现多少。事实上，只有在做着“麦太太”时，她才切实感觉到活着的乐趣与怅惘，有冷热、有爱恨、有情仇。倘若她弃这些真情实感于不顾，在最后关头按照“组织”的安排，诱杀了易先生，的确可以成为一位革命者。但却沦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棋子”了。因为这个选择并非出自她的个人意志，她真正的自我始终是面目模糊的。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王佳芝正因她的临阵倒戈，才更真实，更有力。[6]
法尼娜·法尼尼的行为和王佳芝有着极大的相似处。她为了追求爱情出卖了恋人的革命同伴，对烧炭党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从革命角度看，她无疑是有悖正义的。因为法尼娜·法尼尼虽然迸发出的力量，却没有从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上走下来和米希瑞里志同道合，没有投身于革命的历史洪流，而是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出于利己主义而告密，这无疑是有违革命道义与规范的。然而，这种评判标准却仅从家国大义和民族革命的宏大历史任务层面出发，忽视与扼杀了个人幸福的追求与主观自我价值的实现。法尼娜·法尼尼不安于一开始就被注定的命运，努力逃脱现实男性主宰的人生，用尽全部力量去捍卫自己的爱情，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愿望，艰难地追求着自我人格的实现，使女性生存的主体性、魅力得到一定张扬，生命释放稀有的华彩。在追求及捍卫爱情的过程中，其举止行为虽然鲁莽幼稚，却简单纯粹，活出了真实的自我。于她，人生经此一遭，无憾矣！ 源于：论文开题报告www.618jy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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