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乐府诗浅析黄初后曹子建乐府诗佛教内涵

更新时间:2024-03-03 点赞:5828 浏览:1685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曹植的文学创作究竟有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一直以来是人们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个话题。虽然正史当中并无记载说曹植与佛教有什么联系。但是,曹植与佛教的关系在许多的野史以及宗教史中多有记载。因此,曹植和佛教之间一定有着某些联系。本文即着眼于分析曹植某个创作时段中的作品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旨在说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意识是一种渗透而不仅仅是一种传播。
关键词:黄初 曹植 乐府 佛教
关于曹植的文学创作分期一直以来有三分和两分两种说法,其中三分说以萧涤非为代表按历史发展分为武帝(曹操)在位期、文帝(曹丕)在位期和明帝(曹睿)在位期;此外还有以黄初元年即魏文帝曹丕即位为节点分两期的说法,后者所跨年度较大,研究样本更丰富,故本文以后者为划分标准进行探讨。
曹子建诗歌创作大体以黄初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以游侠、宴乐为主,后期则以抒发个人情志、游仙为主。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只是一个整体的评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曹植诗歌当中更为细腻的情感和思想。曹子建本即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守护者,在人生得意之时,并未思及佛道之事,即使是提到也不过是作为谈资而已,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然而,从曹操冷落他开始,尤其是到了曹操薨逝,曹丕即位即黄初元年以后,子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消极人生的一面逐渐显现,故而佛道思想在其身上开始发生重要影响,以致于其作品当中也会下意识地渗透佛道思想。这即是本文定位于黄初后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研究曹植诗歌与佛教关系时并不能简单着眼于佛教思想对于曹植创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应当是相互的影响。首先是曹植对佛教的影响。
其中曹植和佛教有直接联系的时间段大约在太和三年,曹植徙封东阿王之后。曹子建与佛教的关系并不见于正史,是故,一直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而事实上无论曹植与佛教是否有联系,但这种或无或有的关系总见之于后世的诸多文献记载。释道世在《法苑珠林》卷四中记载:“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住鱼山,忽听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3]又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载:“始有魏陈思王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制《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再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之龠,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一千而已……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4]此外,还有刘敬叔的《异苑》卷五载:“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崖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由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5]此处可以明显看出曹子建对于佛教肯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是其作用是否被夸大有待定论而已。
逯钦立先生在其《四声考》中谈道:“陈思王鱼山之事,是否属实,姑可不论。为刘敬叔晋、宋间人,其著《异苑》,已谓‘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之声;道士效之为步虚声’云云,此步虚诸谱东晋已行之左证。又,《异苑》于乐谱之制,神仙步虚相提并论,则尤堪注意。考佛曲鱼山十二调子,其中之一为神仙调,大藏经鱼山私抄载之,可以参看。敬叔云神仙声者指此;盖刘氏本言‘今之梵响,皆植依拟所制’也。据此,释道乐谱本出同源,故皆托始于陈王,神仙步虚其双方之代表也”[6]。上述材料均能表明,曹子建与中国佛教乃至本土道教的音乐系统的发展有巨大的关联,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具体的来分析曹子建的乐府诗中是如何有意识无意识地渗透佛教思想的。
我们以黄初元年为分界。首先是相和六引之一《箜篌引》,题解:“东阿箜篌引,郭氏据宋志列之瑟调,曰野田黄雀行;技録曰,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是一篇而三名者也。”[7]注释中引“刘履云:此盖子建既封王之后,宴飨宾亲而作。”[8]朱述之则对此提出质疑,依据曹植封王之后的心情不可能有宴飨之事而认定这首诗写于曹操尚在之时。此诗中“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9]二句一如佛教生死观之论述,其旷达生死的情怀与佛教经典中的生死观异曲同工,如“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10] 说的即是世上只有永恒的规律,没有固定不变的结果,内外缘的影响变化改变了因是否结果,结什么样的果,多长的期间结出果。所以一切都不出这个规律。由于这个规律的表现,所以才有“无常”的概念。因为“无常”,所以说是无生无灭。佛教这个观点解决的是一个大问题,即死生问题。佛教以轮回为基础构建的生死制度,而曹子建亦于此诗尽透生死。此外还有“往古先王宫殿臣民,今者磨灭不睹所之,斯亦空也。”[11]以上两处均可看出子建于此诗中所表露的思想与佛教观点不谋而合,此为其一。又《鰕鳝篇》注中朱峻谷曰:“长歌行歌《鰕鳝》,怀王室也。”[12]由此可见此诗作于子建远离王室到求自试这段时间。当然也有人提出此诗作于文帝时:“子建求嗣魏公,以骄纵见疏,有用世之思为文帝所绌。”[13]当然,无论是哪种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其创作时间一定在黄初之后。就其诗歌本身而言,诗中“抚剑而雷音”一句中“雷音”二字原化自《庄子》“雷声而渊默”[14],然佛教中论佛祖灵山说法“佛音说法,声如雷震”。是以后世《西游记》中既有雷音寺一说,可谓一优秀论文查重www.618jyw.com
证。
其三,《吁嗟篇》,此题为曹植拟古辞《苦寒行》而来。《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记载:“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尝汲汲无欢,遂发疾薨。”[15]可见,此诗应该是子建在徙都途中感怀伤世而作。开篇首句“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16]何为蓬?即无根或曰浅根之草,风一吹也就随风到处飘零。《说苑》曰:“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矣。”[17]佛家多用无根之草喻无缘之人,有言“天雨不润无根草,佛法只渡有缘人”可见一斑。缘,在佛教当中是个很重要的命题,佛教的缘浅含有一种预知的关系在内,而不仅仅是一种因果的逻辑。此处子建所谓之缘是暗指其感觉到了司马氏集团可能对曹氏的统治地位带来的威胁,是故有此一发,“迨明帝顾命,将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又纳刘放孙资之奸说,改命曹爽司马懿,爽遂为懿所杀,魏室英贤,诛除殆尽,而国祚遂移于典午矣。”[18]在此诗写作期间,子建也上书《求自试表》,可惜明帝并未采纳,故子建愈发勾起沉疴,一病不起。 其四,如《蒲生行·浮萍篇》,其乐府题解云:“王世贞异苑卮言谓:‘子建以蒲生当塘上。’直以此为和甄后作。朱乾乐府正义亦曰:‘此拟甄后作也。’和甄后之说,皆缘此篇冠以《蒲生行》三字而起。”[19]故可据此推出此篇大致作于文帝杀甄妃那段时间,暂且搁置子建是否与甄妃有私情一说,单就文本分析“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20]两句,此处点出了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的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处,曹子建的思路似乎与我们所理解之常理又有所不同,“日月不恒处”这是对大自然现象的宏观阐述,是属于一个大的范畴,是对于未来常态的理解;而“人生忽若遇”一句则是对当下之事的论述,“遇”即民生于地,这是着眼于当下,是现在的事。此二句虽极言诗人内心深处的悲痛,却可由此处窥见其独特的时间视角,即未来观照当下。这与佛教当中对时间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时间的流向是由未来到现在再到过去的。
其五为出现在两首乐府诗当中的同一诗句,这两首诗是《怨诗行》和《怨歌行》,这两首诗诗题接近,其中《怨歌行》是古乐府题,而《怨诗行》系曹植独创,《古今乐录》中言:“怨诗行歌东阿王《明月照高楼》一篇”[21]。二者皆属于楚调,但创作时间不同。朱止谿曰:“按此曲疑作于文帝时,怨歌行作于明帝初位也”[22]。可见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多联系的。虽然众人皆知的名句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23]然事实上更具禅理的诗句却是“今后乐相乐,别后莫相忘。”[24]此二句将佛教中关于友情的话题阐释得很清晰,佛教中明确地指出了什么样的朋友是好朋友,应当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不慎结交了不好的朋友又会如何,又当如何——“居士子,当知此等四种,是敌而似友:当知持去任何物,是敌而似友;当知言说为主者,是敌而似友;当知甘言者,是敌而似友。能援助之友,共苦乐之友。……告善利之友,有怜悯之友,实此等四友,贤者当了如此等尽真心,如母之实子。”[25]在《怨歌行》中结尾句用的也是这两句,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了表现了子建对于兄弟相残的伤感,“此诗之作,其在入朝之后,宴飨之时乎?子建于明帝为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陈古讽今,庶其有感焉”。[26]前一首作于文帝尚在位之时,文帝曾命子建七步成诗,一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令文帝打消了摘自:学士论文www.618jyw.com
除杀子建的念头,然而子建心中的满腔抱负自是无路实现,怎料即使是到了其侄儿明帝即位后此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即使是自己上书《求自试表》仍旧无法使自己重返庙堂,无奈之下留下这饱含哲理的诗句,感慨兄弟至亲之情有时连朋友之情都不可及,内心空有周公之志,却无力实现周公的伟业,只能声声叹息,莫相忘却忘得最快。
综上所述,曹子建在武帝薨逝后的乐府创作中有很多地方都流露出佛教思想对其的影响,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个人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下,佛教思想早已经默默浸入了其思想当中,这也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佛教当中一直将曹植看作是佛教音乐由梵入华的关键人物了。
参考文献: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6
梁·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9
[3]唐·释道世《法苑珠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
[4]梁·释慧皎 撰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 1992.10
[5]南朝宋·刘敬叔 撰 《异苑》,中华书局 1998.8
[6]逯钦立《逯钦立文存》,中华书局 2010.10
[7][8][12][13][18][19][21][22][26] 黄節 撰《汉魏乐府风笺》,中华书局 2008.1
[9][16][20][23][2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89.11
[10]《中论·观因缘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1995.6
[11]蒲正信 注《六度集经》,巴蜀书社 2001.6
[14]战国·庄周 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 2010.6
[15]晋·陈寿 撰 宋·裴松之 注《三国志·魏志》,中华书局 1984.10
[17] 汉·刘向撰 杨以漟校?《说苑》,商务印书馆 1937.10
[25]《中华大藏经·教授尸伽罗越经》,中华书局 1988.10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徐昌,湖南长沙,男,1989.6,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吴佳乐,湖南长沙,女,1989.7,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科教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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