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可说“不可说”和“道不可言”对语言界限冲击

摘要：在老子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都存在着“言”与“意”的纠结。本文比较了维特根斯坦与老子的言语观，从中分析此二种言语观的异同，以其进行中西言语观的交流与沟通。
关键词：不可说 道不可言 显示 正言若反
1672-1578（2013）05-0045-02
1 引言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作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推动了西方哲学的“语言的转向”，他对思维的表达式即言说的分疆划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东西方哲学对话的开始。《老子》起首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以早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向度来解读，就是“‘道’如果是能够谈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诠释维特根斯坦，可以有助于深入反思东方语言视野。本文试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和老子的“道不可言”入手，比较一下两者言语观的异同。
2 文献回顾
《老子》首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沙少海，2009， p.1）在此，老子第一次提出“道”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微妙玄虚，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而是不能用文字或语言去表达，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
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这样确定该书的意图：“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述划一条界线（限）”。（维特根斯坦，1985，p.20）思维及其表述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因此，这种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1985，p.20）所谓可说和不可说的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指语言的界限、思维的界限，关于这点，维特根斯坦自己说的很清楚了。
3 对待“言”与“意”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老子的“道不可言”的态度相似，他们在对待真理，即终极价值、绝对意义上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提法是基于对我们语言的逻辑误解，由于自然语言有其重大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建立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能谈”的自然科学，与“不能谈”的“灵魂”、“上帝”等等人生之依归，孰轻孰重？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后者。惟其后者，才能给人智慧启迪，揭示人生意义。维特根斯坦将形而上学的意义从事实和逻辑世界中拯救出来，提升到价值的超验世界，以免沦落到事实世界的废墟中，失掉其神圣性和高贵性，对待永恒价值的态度与老子的“道不可言”思想相似。
老子的可说之域与不可说之域的区分逻辑地对应于“为学”与“为道”的过程，为学指向可说之域﹙日常世界中的知识经验﹚，为道则指向不可说之域（形上之道）。与为学的方法——“日益”相对，为道则须“日损”。“道”主要不是言说的对象，无法取得以名言为载体的命题形式。作为“无名之朴”的“道”更多地是与心悟与体认相联系，所悟之道在名言之外——不可说。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弦外之音就是想维持形而上学问题的地盘，并澄清了逻辑语言和科学语言所能达到的领域，将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划分出来。老子的“道不可言”更是强调了道法的精妙玄虚，不可臆测。由于道在老子哲学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形而上学的道既有宇宙论的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是 对“道”老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把握，这与维特根斯坦明确表示什么是“不可说”的东西有所不同。
尽管维特根斯坦与老子在终极意义的内涵上有所不同，但是都对语言划分了界限，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对终极意义的维护和珍视的态度还是一致的。
4 处理“言”与“意”的方法
虽然维特根斯坦和老子都承认了“意不可言”，但仍著作“言说”，以种种创造性的尝试不断撞击语言的边界。他们都采用了迂回前行的办法，不直接言说其终极意义是何，而分别用显示、正言若反和超越逻辑的方法来“言说”。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实思想的总和就是世界的图像。他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它们是可以言说的东西的深层背景。维特根斯坦虽然否定了对形而上学这类对象进行言说的可能性，但是提出了“显示”，使人类的探索有了答案。所谓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的恰恰是科学语言，而不是说，人们无从表现和传达不可说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显示”就是展现真理的手段。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形象化的语言可以透显出超乎形象者，即生动可感的形象可以作为显示超乎形象者的有效载体。《老子》充分利用了这一语言优势，将其用于对“道”的比喻和显示。
5 “意不可言”的时代影响和抵达
老子出生于礼崩乐坏之乱世，人们普遍愚昧落后，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强行意志，于是上帝、鬼神等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人始终处于一种受役于上天鬼神等的从属物。基于此，老子提出了“道”的学说，围绕着论“道”从宇宙和自然的角度来观察人生，把人的地位提升到与天、地、道等同等的重要地位。从本质上来看，《老子》是关于人的哲学，是对人生现实问题的忧虑，是以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为人类谋求福祉的终极关怀为最终旨归的。
维特根斯坦生活的时代是现代科学技术获得全面胜利的时代，科学已经无孔不入，文化艺术已经被科学侵蚀的千疮百孔，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状态。哲学也深受科学的影响，很多哲学家
甚至直接就想用科学的各种范式取代哲学的概念范畴。
维特根斯坦设定了一个逻辑的世界，世界中只有事实、事态和对象，语言对世界具有描述功能，因为语言和世界共有逻辑形式，所以语言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在《逻辑哲学论》中决定什么“可说”和什么“不可说”的准则是通过意义说和证实理论两个步骤发挥的，而图示论则是他区分“可说”和“不可说”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通过在语言内部划界，划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借助对可说的东西的言说将不可说的东西划进了世界之外的领域即不可说之域。这种划界不仅将科学和经验划定了存在领域，而且将真正的哲学对象分离出来摆脱了科学的控制。
早期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虽然与老子有时空的间隔，但二人却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并将对道德形而上学即人生意义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的追求作为归宿，希望以个体化的方式去呈现道德的超验维度。不幸的是，两人的这种努力都未抵达理想的彼岸。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老子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现二者都严格区分了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可感知可思议可言说的逻辑世界，一个是不可感知不可思辨不可言说的超验境界。而恰恰后者是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面对“不可说”的，老子和维特根斯坦都毅然选择迂回前行，以“显示”的方法、正言若反、超逻辑的方式大胆地撞击语言的界限，以此彰显他们极力推崇的人类道德生活的超验维度。这种学脉延续，置于全球化背景，更能优秀论文查重www.618jyw.com
凸显思想文化在形上层面的融合趋势。
然而，老子虽志存高远，但其追求只能是个乌托邦。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认识到了自己前期的局限性即忽视了人类语言的真实本性，转向日常语言，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过早期维特根斯坦那本薄薄的《逻辑哲学论》，不仅扭转了西方思想的传统，而且开拓了西方文化看世界的语言视野，改变了世界思想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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