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浅谈底层文学之作

【摘要】《那儿》是“底层文学”创作中的一篇佳作，作品以其鲜明的主体介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上的复杂性以及丰富的人物类型为“底层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底层文学；《那儿》；艺术特点
1009-5071(2012)07-0023-02
21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革新的浪潮席卷全国，“国企革新”成了当时最时尚的名字，也成为众多工人阶级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对于这一现实，不少在创作上颇有实力的作家都参与到这一题材的写作，有的甚至以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批优秀的“底层”作品也不断出现，如《找啊找》、《松雅为什么鸣叫》、《到城市去》等都在评论界有很大的反响。其中曹征路的中篇《那儿》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它为“底层文学”的进展提供了有作用的借鉴。
小说的故事及其简单：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朱卫国目睹本厂下岗工人的不幸遭遇后，试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因领导贪污而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虽历尽艰辛仍未免失败，遂身亡。和其他“底层文学”一样，《那儿》显然是一篇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篇小说引起评论界的多方面的关注，有多方面的理由。当下文学创作日益为题材钳制，变得单薄、偏执，“零度”情感和“个人化”叙事的泛滥使许多作品变得冷漠而病态。与此相照，《那儿》鲜明的主体介入、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上的复杂性以及丰富的人物类型使这部中篇甚至具有了“复调”的性质。本论文无意用“复调”论述来解读这篇小说，只想借助“丰富”一类的词语概括一下作品在主题和叙述上的若干艺术特点。
1 题材的现实性和主题的深刻性
评论界多把这篇小说看成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诚然，小说描写了国企改制、企业重组、贪污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等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中的重大不足，正像有论者所说的：“《那儿》的内容几乎是曾经沸沸扬扬的郎咸平事件的文学翻版，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时髦经济热点的文学化处理，至少是看‘薄’了这部作品。”“在对企业改制的一片赞扬声中，《那儿》反思着革新内部有着的不足，揭开了被漠视甚至忽略的真实的另一面。《那儿》展示出，社会革新浪潮所挟裹的事、物混杂而矛盾，不可能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出评判；挟裹其中的人无助无奈无辜，他们所有的抗争和挣扎迅速淹没于城市膨胀的噪音中。”
这篇小说的标题“那儿”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而且文章许多地方似乎都有意唤起读者对曾经给一代人的心理留下深刻印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记忆，比如杜月梅姑娘时代经常唱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这样的歌；比如当主人公“小舅”朱卫国和领导发生严重冲突时，领导会质问他“你是不是员”；主人公是英雄的后代也符合大多左翼文学、红色经典里面“根红苗正”的传统方式；杜月梅最后的信教以及和“我”在教堂里听到的圣歌也有意与信仰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构成比较；更显著的是“小舅”临死前在自己曾经工作了一生的工厂车间里锻打出了很多镰刀和斧头，也显著是对共产主义理想暗示和理想失落的痛心。主人公“‘小舅’这个人物似乎一开始就具有理想主义的本质”[3]，带有“神性光辉”。据此，有评论家把《那儿》和“左翼文学”联系起来，认为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4]，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5]这篇小说究竟和“左翼文学”有多大的关联，正如作者曹征路在问及这个不足时所说的：“为一种文学现象命名，是学术探讨的需要。”“以文学的角度看‘左翼文学’只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题材现象或者写作姿态，本身并不是一种艺术风格。”“如果能以审美理想的角度来为作家作品分类也许更容易接受一些。”[6]
在我看来，充斥在作品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符号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反讽”。其实，整部小说充满了反讽的因子：首先是小说标题与内容的背离——“那儿”（共产主义）竟然是工人阶级代表者的死亡之所，甚至“小舅” 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看似英雄主义的壮举实则和“堂吉诃德”一样滑稽。由此，《那儿》更像一个命运悲剧，一个为了“良知”而陨身的故事。“小舅”身上所具有的与其说是“理想主义”、“神性”，不如说是一种特有的人格，一种个性特质。小说曾对“小舅”的“出身”作过许多有趣的叙述，以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小舅”的性格特点：内向、偏执，又极度的爱面子。这就为他悲剧埋下了伏笔。所以，“小舅”并不是伟大的时代英雄，他最初决定保护国有资产也并非出于多么伟大的动机，而是自己的“前女朋友”杜月梅的悲惨遭遇触动了他，之后他的每次挺身而出都几乎和杜的刺激有关。他一开始也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样的命运，他仅仅以一个普通人的良心出发偶然参与到这种“重大”的事情中去的。然而，“他是没有话语权的，只会干活不会，却把自己对工人的承诺看得比天大。”[7]他对现实没有足够的了解，好面子，重承诺，最后，当他不但失去了兑现承诺的可能，而且就连作为抵押的房权证也无法收回时，死也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2 调侃的语言，独特的叙述风格
小说在整体显示出一种粗犷的艺术风格。在语言上，作者彻底放弃了启蒙话语，而追求一种粗砺的民间话语，用调侃的语调去叙述一个严肃的主题。国有企业改制，贪污；工人们曾经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共产主义理想豪情万丈，而今却被迫下岗，生活困苦，朝不保夕，甚至被迫卖身；……所有这些现实都是惨痛而严肃的，但作者自始至终采取调侃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下岗女工被迫卖身混迹街头被称为“霓虹灯下的哨兵”；“缺德带冒烟”的狗；外婆不高兴时“哇哇直叫，杀猪的样”；而妈妈呢，“气的眼睛水直喷，等于零”；“我”小时侯与“小舅”的交往，“小舅”恋爱与结婚的逸事等等这些情节，作者叙述起来都带上了搞笑的性质。如此以来，大大消解了小说主题的严肃性，但这样恰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由于视角的下移，叙述者和读者的立场更容易契合在一起，作者看似在调侃，放弃了价值判断，实际上是把这种判断交给了读者，面对的现实，读者所受到的冲击和震撼实际上要比启蒙话语的叙述方式强得多。这篇小说的成功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叙述艺术。小说讲述的故事好像并不复杂，但是我们看完之后试图对它复述时就会发现还不是很容易，这主要是因为小说的叙述手法很高明。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使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有了很大的认同，并且“我”还是主人公的外甥，这样就为叙述带来很大的便利，作者可以随意地截取叙述故事所需的情节而对不需要的东西不与理会。这篇小说几乎浓缩了“小舅”一生的经历，但却是以他死前几个月的时候开始叙述的。一开始就是狗咬了杜月梅，一下子把故事的矛盾冲突推向了，而以前的相关内容全部以插叙的方式穿插、压缩到主体故事中去，使人觉得正篇文章的结构非常集中、合理，而且所穿插的内容大都是一些逸事、趣事，充满阅读兴味，和主体内容（保护国有资产）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且构成一定的叙述节奏，如先讲杜月梅出事，再讲她的身份、景况；先讲“小舅”的异常反映，再插叙他与杜的复杂联系；先讲月月和“小舅”的争执，再说她“是我表妹”；有时在情节到来的时间，作者也不忘记停顿一下，制约一下节奏，如写“小舅”和“舅妈”打架：“小舅积郁了一冬的怒火终于点燃了，他抄起一把笤帚劈面就打”，说打不打了，却以回忆的语调另起一段说：“小舅并不是一个喜欢家庭暴力的人”，这样就把故事的处理得很轻淡，情节的进展就显得疏密相间、舒缓有致，充满了弹性和张力，而不是大起大落，表面起伏跌宕，其实很生硬。
3 丰富的人物类型
小说的人物形象很鲜明，每个人的性格刻画的都简洁精确，而且性格有稳定，有进展，很符合生活的逻辑。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成这样四类：“姥姥”，“小舅”和杜月梅，“妈妈”和“舅妈”，“我”和月月。“姥姥”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不可或却，她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化身，她是曾经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时代的遗民，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没有任何行动能力，唯一会说的就是“好”，什么都“好”，尤其是英特纳雄耐儿“好”（共产主义好）。这个形象很有意思，也发人深省，它暗示了曾经宏伟的革命理想在当下社会的尴尬处境。“小舅”和杜是相反相成的一类，他们是整个故事进程的推动者，其中“小舅”是主要行动者，杜是刺激因素，“小舅”的每次重大行动几乎都是受到杜的刺激才完成的，当然也和“小舅”本人的独特的性格因素密不可分；“妈妈”、“舅妈”是事件的阻止力量，她们的角色是家庭主妇，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竭力阻止“小舅”的行为，这一对矛盾是除了“小舅”与工厂或者说政府当权者的矛盾之外又一对矛盾；“我”和月月是两个年轻人，思想解放，理解并认同了当下的现实，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对不关己的事情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似乎已经洞察了一切，但最后由于亲历了“小舅”的一切和他的，他们内心还是受到很大震动，月月痛哭并严厉自责，“我”辞去报社的工作流浪在“底层”世界，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我”的变化之大也许有点出乎意料，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正因为小舅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我’才有那么多的心灵之痛。”[8]
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儿》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丰富的内蕴使这篇小说有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这才使各种争论的发出成为可能。丰富来自作品的艺术上的出色的营构，这正是“底层文学”抑或整个文学据以进展的途径。
参考文献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4期
周荣.《〈那儿〉要以什么地方读起》.《文艺报》，2005年6月7日
[3][4] 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文艺论述与批评》，2005年第1期
[5] 吴正毅，旷新年.《〈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文艺论述与批评》2005年第2期
[6][7][8] 曹征路.《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论述与批评》,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