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夜莺论《夜莺》中国想象

摘 要：经典童话《夜莺》里的中国形象既非套话式的，又非被刻意丑化或美化，而是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统一的特性，这种特性说明安徒生主要从平等对话的立场出发想象中国摘自：学术论文网www.618jyw.com
，而他对平等性的选择与关注既来自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又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有莫大关联。
关键词：安徒生 《夜莺》 中国
喜爱旅行的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从未到过中国，但是，这位生着一双“中国式眼睛”的童话诗人从童年时代起，便对那遥远东方的古老国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断地在童话中提及中国的人、事、物，在自传色彩最浓的长篇童话《幸运的贝儿》中，以《天方夜谈》里的中国男孩阿拉丁自比。不过，这些对中国的描写大多只是零星的片段，套话色彩明显，只有一篇童话完全以中国作为结构与情感的基点，最鲜明而细致地体现了安徒生的中国想象，这就是经典童话《夜莺》（1843）。
这篇童话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夜莺美丽的歌声打动了国王，它成为国王的宠儿。但不久之后，一只能发出曼妙乐声且外表华丽的人造小鸟获得了更多赞美，于是，夜莺飞走了。然而，当国王的生命面临死神的威胁时，人造小鸟却唱不出一个音符，还是真正的夜莺用婉转的歌声驱走了死亡的阴霾。
那么，在这篇以中国宫廷为故事背景、以中国皇帝为主要人物的童话里，安徒生想象中的异国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呢？

一、二元对立统一：中国形象之形态

总体看来，《夜莺》中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二元对立统一的特性，这种特性既表现于情节中，也表现在特定意象的隐喻里。
首先，情节方面的二元性主要是指，读者根据具体情节或细节直接获得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往往指向截然相反的两极。于是在文本中我们得到如下几组安徒生用以想象中国的成对概念：
组别情节或具体文本表现结论
A新的皇帝已经选好。
我要听听夜莺！今晚必须把它找来！我下圣旨把它找来。如果它今晚来不了，宫里所有的人，一吃完晚饭就要在肚皮上结结实实地挨几下！专制
B一件真正悲哀的事情终于在这个国家发生了，因为这国家的人都很喜欢他们的皇帝，而他现在却病了。温情
皇帝躺在他的华丽的大床上，身体冷冰冰的，面色惨白。整个宫廷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大家都跑到新皇帝那儿去致敬。冷漠
C
乐师写了一部二十五卷的、关于这只人造鸟儿的书。这是一部用最艰难的中国字写成的、学问渊博、篇幅很长的书。文明
现在沼泽里的青蛙叫起来了。“美极了！”宫廷里的祭祀说。“现在我算是听到夜莺叫了——听起来很像庙里小钟的响声。”愚蠢
可以看出，各组结论中的两个概念彼此明显对立，但又都被用于描述中国。所以安徒生笔下的中国便不能被简单地加以概括，那里既非纯然的礼乐之邦，又非绝对的蛮夷之地，而是游走在与专制、温情与冷漠、文明与愚蠢之间。这种描述不论是否切近真实，至少都说明安徒生对中国想象的运作并非单向单义，而是多维复义。
其次，中国形象二元对立统一的特性还表现在特殊意象中，即“黄金”意象。安徒生尽管时常描绘金碧辉煌的宫廷，但是还没有一篇童话像《夜莺》这样出现了如此之多与“黄金”有关的意象。我们看到，中国皇帝不仅拥有象征权利的金王冠和金剑，他的日用品（金椅子、金拖鞋）、他获得的礼物（金鸟）、他的赏赐物（金子、金礼物）、他的居所的装饰品（金灯、金制的栖柱、金丝穗子）也都是金质的。在这一片金光灿烂中，连比喻都金光闪闪“它像金手镯和金领扣那样闪着光”。
一般而言，同一文本中的同类型意象往往具有稳定的意指，它们的蕴涵多由一个基本义或核心义衍生而成；但《夜莺》中黄金意象的意指却是多元的。对上述意象稍加分析整理，就会发现它们在具体文本中的所指尽管各不相同，根据相似性原则大致可分为两组，两组的暗示意味与包含的感彩刚好截然相反。表现为：（1）金椅子、金灯、金制的栖柱、金丝穗子、金王冠、金剑。这组意象主要表达了宫廷的豪华和皇帝的尊贵，包含赞美的意味。（2）金鸟、金手镯、金领扣、金拖鞋、金子、金礼物。这组意象都与人造夜莺有关，都有华而不实、金玉其表的暗示，含有讽刺的意味。
黄金这种贵重金属，作为中国通行的货币，往往是财富与荣耀的象征，完全吻合19世纪之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因而黄金、黄金制品、甚至黄金的光泽，一向是西方文学与文化界定中国的常用套话。套话具有语义单一、稳定的特点，它是对异国形象的固定表述，释放出关于异国的“基本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使用”。对此类套话，安徒生显然非常熟悉。比如，他曾经为一位朋友的女儿克里斯汀妮制作过一本画册，其中有一张以中国为主题的拼图，安徒生为它题写了一首小诗：“中国人吃的是玫瑰糖浆，擦嘴用的是绫罗绸缎，半座房子镀得金光闪闪。”在这里，玫瑰糖浆、绫罗绸缎、金光闪闪，都是富足奢华的标志，这组词单一的语义完成了对中国这个繁华盛世的重言式书写。可是在《夜莺》中，安徒生并没有完全沿用这种固定的书写模式，尽管在能指层面他仍然用黄金装点中国宫廷，但是在所指层面却赋予了它财富与荣耀之外的相反含义。
上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或许说明，安徒生的中国想象本身是微妙而复杂的。对这个既难目睹也甚少耳闻的国家，他并未如许多19世纪的作家那样武断丑化或刻意美化。尽管他熟悉文学中关于中国的各种套话，但他没有把中国当作各种模式化要素简单叠加拼凑的集合；另一方面，尽管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他也未对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古国进行天马行空的书写。他的中国想象似乎力求在客观模式与主观幻想间寻求平衡，既沿用固定表达，又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新的意义。因此，《夜莺》里的中国形象，便呈现为一个多义的混合体。那里是、文明、充满温情的，但并非与冷漠专制、甚至愚蠢绝缘；那里充满了一派华丽繁荣的生机，但繁华风光又极可能掩盖着华而不实的空虚。所有这些想象与非想象性的因素被巧妙地熔于一炉，构成了童话中清晰而错综的中国形象。 那么，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夜莺》中的中国形象为何具有对立统一的二元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童话中各角色之间的关系入手。

二、从平等出发：想象中国的方式

深入解读《夜莺》，摘自：毕业论文格式下载www.618jyw.com
有一个问题颇令人深思：安徒生为何选择夜莺作为童话的主角？因为这种善歌的小鸟其实是西方文学（而非东方文学）中常见的意象，在济慈的优雅歌声里，在王尔德的奇妙幻想中，它都曾令人瞩目地婉转鸣唱过，但它出现在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里显然有违读者对东方风情的想象。那么，究竟为什么选择夜莺，而夜莺在童话中又承担了怎样的功能呢？
有研究者指出，夜莺的原型是瑞典歌唱家珍妮·林德——那个安徒生迷恋多年的女子。笔者倒认为，这个形象与安徒生本人似乎更为接近。主要原因有三：
（一）夜莺在西方文学中的比喻意义与安徒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相同。首先，由于夜莺的叫声格外悦耳，所以人们喜欢用它来形容歌声优美的演唱者。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为“‘夜莺’是抒情诗人的标志”[3]。而安徒生的身份恰好与这二者吻合。毋庸质疑，他是著名的童话诗人，但他最初的梦想却是当一名歌唱家，当年那个懵懂的欧登塞少年也的确拥有动听的歌喉，得到过“菲茵的夜莺”的美誉。
（二）童话中夜莺和国王的关系与安徒生少年时期的一段梦想相近。他曾在自传中回忆：“我常想用嗓子如何发财……有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婆曾告诉过我，中华帝国就在欧登塞河的下面。我想象着，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坐在那儿，一个中国的王子从地下挖一条通道来到我们这里，听我唱歌，并把我带回他的王国，给我高官厚禄。”年少的安徒生期待着为一位中国王子歌唱，而童话中的夜莺用歌声打动了中国皇帝，可以说，夜莺在童话中实现的正是安徒生未曾圆满的希冀。
（三）童话中夜莺的处境与安徒生的现实遭逢相似。对夜莺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形容：有才华（歌声优美）、重感情（被皇帝聆听歌唱时的眼泪感动）、外表平凡（灰色）、不循规蹈矩（按自己的方式随意歌唱）、不被赏识（人们认为人造夜莺更好）、形单影只，而这些词语不也都是对安徒生的最贴切描述吗？
因而可以认为，童话中的夜莺正是作者自我形象的投射，夜莺与皇帝的交往象征了安徒生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那这种对话是在怎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呢？
虽然在“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但进入19世纪后，随着经济交往中利益冲突日渐升级，加之文化语言的差异阻碍了交流的深入，西方对中国这个遥远而强大的“他者”摆出愈益明显的轻视姿态，相应地，在文学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被丑化的中国形象。尽管一些浪漫主义者仍然把中国神化为理想的圣地，但这种误读实以西方的标准界定中国，并非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潮流中，《夜莺》的中国想象便显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那就是鲜明的平等性。
主要角色间的关系是平等性的重要表现。平凡的小鸟与高贵的国王，不论从生物学的维度还是从社会学的维度，安徒生都把自身的象征物置于表面弱势的地位，这至少说明，他宁愿对陌生的异域采取仰视的姿态，也无意从傲慢与偏见出发对其作出强制性的规定，这种低姿态便为角色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所以在童话中，时时可以看到夜莺与皇帝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尽管他们的生命行走在截然不同的轨道，正如中西文化间的天壤之别，即使他们也曾彼此错过，但庙堂之上的皇帝仍可以被夜莺的歌声感动至落泪，以树林为家的小鸟亦珍视一如珍视皇帝的眼泪。这似乎暗示，即使安徒生对中国所知甚少，即使明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他仍然相信，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高贵情感是相近互通的。
从角色间的平等性出发再进一步，便取消了观照中国的单向视角。既然注视者（安徒生）与被注视者（中国）之间存在平等交流的关系，那么，在平等的基础上，就较有可能避免武断、偏执或狂热。既不盲目崇拜，又不断然否定，也不做模式化处理，摒弃了神化、丑化或套话化这些片面的想象方式，唯一可能的就是从现实出发，像描绘任何一个熟悉的社会那样想象异国的存在方式。而每个国家最真实自然的形态尽管迥然有别，但相同性在于它们的特点一定都是优劣并存、瑕瑜互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夜莺》中，我们看到的中国会具有一种二元性，虽然它未必切近真实，但至少这种值得赞美但不无缺点的多元化形象在读者看来更加真实可信——而真实自然又是安徒生最核心的童话创作理念。[4]

三、历史与个人的选择：想象方式的由来

采取平等的姿态书写异国，固然与安徒生的创作原则有关，但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存在极大关联。
首先，就宏观而言，作家观照世界的方式往往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语境。19世纪上半叶，对于丹麦人来说，是充满了挫折和辛酸的岁月。若干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曾把征服的领地延伸至隔海相望的英格兰；一百多年来，他们享受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与持久和平。然而，在19世纪的起点处，面对英格兰海军的强大攻势，北欧海盗的子孙却未能凭祖先的强悍个性抗争到底，他们精良的舰队及民族自尊几乎都被彻底摧毁。继之而来的是1807至1814损失惨重的七年，拿破仑的野心令丹麦无可避免地卷入欧洲混战的旋涡，其结果是丹麦不但丧失了海上贸易强国的地位，还失去了与挪威之间长达四百三十九年的联盟。安徒生的出生、成长以及创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尽管他未曾亲历连天烽火中屡战屡败的困境，但国家的屈辱必然如影随形地左右他看待世界、看待异域的心态。当“丹麦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降低得几乎已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时，他不太可能以睥睨一切的自豪挑剔他者。然而祖先的辉煌战绩又撞击着他的民族自豪感，使其不愿卑躬屈膝仰望异国。于是，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平等交流便成为最合理、最易达到平衡的选择。
其次，就微观来说，个体语境对作家观照视野的形成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安徒生而言，对平等的选择不仅来自于民族情势所决定的民族心理，亦来自于个体生命所联结的个人心态。安徒生喜欢自称为幸运的孩子，因为许多人曾走入他艰辛漫长的文学之旅，给予他物质与精神的支持。对这些社会名流和艺术名家，他始终怀着深爱和感激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在一个极其注重出身与教养的社会中，他们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欣赏和尊重，因为这个鞋匠的儿子除了疯癫的祖父和酗酒的母亲一无所有，也因为这个孤独又率性的诗人总是违背他们对文字典雅严谨的苛求。“他们接纳他，但仍然总是把他挡在外面。”虽然他感激他们的慷慨，但冷淡、疏远，甚而指责又令他受到深深的伤害、感到极度地自卑。渴望获得尊重，恐怕再没有什么人像孤独的安徒生这样对纯然平等的交流怀有如此迫切的需求。或许正是这种渴求决定了他书写童话的方式，绝不居高临下，也绝不卑躬屈膝，因为这样的姿态对他而言都是生活中痛苦的源泉。他选择让想象力从温厚的同情（common feelings）出发，不论是绘制一朵花、一只小鸟、一个国王，还是一个国家，而童话舒缓自然的基调也便在平静的凝视中形成了。 综上所述，《夜莺》里的中国形象，其特殊性在于，体现了19世纪的西方作家注视东方时相对平等的眼光，这种独特的视角植根于作者生活的特殊时代及其独特的成长历程。可是另一方面，和大多数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样，《夜莺》同样通过描绘异国的方式言说“自我”。只不过，这种被表现的“自我”并非集体化的意识形态，而更具个性化色彩。因而，透过童话里特性如此矛盾但彼此又贴合得恰到好处的中国形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安徒生自身的喜悦、忧伤、梦想、困惑、对生命的执着、以及对情感的渴求。
注释：
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的168篇作品中，涉及中国形象的共有14篇，分别是《天国花园》《梦神》《夜莺》《枞树》《白雪皇后》《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母亲的故事》《没有画的画册》《在养鸭场里》《新世纪的女神》《茶壶》《看门人的儿子》《幸运的贝儿》《幸运的套鞋》。
所选用的词语参见叶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618jyw.com
君健的译文，包括：金椅子、金灯、金制的栖柱、金拖鞋、金色的光、金鸟、金手镯、金领扣、金丝穗子、金子、金礼物、金王冠、金剑。
[3]转引自厄尔·迈纳：《比较诗学》，北京：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4]勃兰兑斯：《安徒生论》，世界文学，1962年，第11期，第100-118页。
参考文献：
斯蒂格·德拉戈尔著，冯骏译.在蓝色中旅行：安徒生传[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
安徒生著，叶君健译.夜莺[A]，安徒生童话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79-195.
[3]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8-152.
[4]林桦.安徒生剪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安徒生著，傅光明译.我的童话人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6]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7]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
（彭应翃 广东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