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多维民国《电化教育》月刊多维分析生

更新时间:2024-01-15 点赞:29378 浏览:13321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 《电化教育》月刊是我国最早的一份教育技术学的期刊。该刊发行时间虽短,但在当时影响巨大。文章从历史文献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该刊创刊背景、发刊词、栏目内容与主要作者等多维内容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该杂志的办刊方向、研究重心与学术特点,以及对当前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民国; 电化教育; 背景; 方向; 内容; 作者;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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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云(1976—),男,江西瑞金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信息化教学设计、远程教育、教育技术史等方面的研究。E-mail:jxxy@jxnu.edu.cn。
在我国近代电化教育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份杂志,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仅有数月时间,出版的刊数也只有短短数期①,但它却一度影响了当时全国电化教育的发展,这就是1936年12月在上海创办的《电化教育》月刊杂志。它也是第一本以“电化教育”命名的期刊。

一、杂志背景分析

《电化教育》杂志是由当时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主办。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于1932年7月8日,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该会经教育部指定为中国教育电影之代表机关。同年,被吸收为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成员。关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北京电影学院孙健三先生在《中国早期电影高等教育史料文献拾穗》一书中有详细史料佐证,该协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之后,各地分会相继成立,其中上海分会活动尤为积极。上海分会自1933年成立后就开始在学校和社会推行电化教育,如公开放映教育电影节目、出版和编译专业书籍等。但这一时期,协会除了发布诸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年刊》等报告外,并无定期出版刊物。面对这种现状,1936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决定与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合作出版《电化教育》月刊,聘请会员陈友松为主编,而特约撰稿人有方治、王平陵、余仲英、谷剑尘、吴研因、吴剑真、邱锦义、李君磐、沈西岑、邰爽秋、周佛海、周剑云、金擎宇、范德盛、姚苏凤、胡雄定、俞庆棠、段天煜、孙明经、徐公美、洪深、陈公素、陈立夫、陈果夫、陈剑惰、陈礼江、陈鹤琴、高天棲、高践四、郭有守、程步高、彭百川、童行白、张北海、张道藩、张景石、黄天佐、杨敏时、源于:免费论文网站www.618jyw.com
黎民伟、褚民谊、赵鸿谦、郑贞森、蒋学滋、蒋建白、刘之常、潘公展、潘抑强、潘澄侯、鲁觉吾、蔡楚生、卢蒔白、钟灵秀、戴策、应云卫、魏学仁、罗明佑、罗刚、欧阳予倩等58人。从这些名单中可以看出刊物的雄厚背景,及浓厚色彩,成员包括众多国民党党部、教育部、内政部要员,以及教育名家、电影界知名人士、知名教授等;而且刊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陈立夫书写。

二、办刊方向分析

杂志在创刊号中发表了主编陈友松博士撰写的发刊词,文中对《电化教育》杂志的定位与办刊方向作了精当描述。
首先是对杂志的阅读对象定位,“……现在中枢(即)方积极提倡电影教育,然而要收‘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之效,必须要有一个深入下层的刊物,作为宣传、研究、介绍、沟通和推动的喉舌。这就是本刊自然的使命之一。”[3]可见,杂志在创办之初的定位就并非纯学术研究型的期刊,而是要面对广大普通民众读者,承担一定的电化教育普及任务,从实际发行过程也可以知道,杂志“只收邮资,免费分送全国各教育机关”。[4]
其次,对于杂志的职能定位,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创办者希望杂志能起到纽带的作用,即不但要为教学电影在教育界中争取一席之地,还希望能够将教育领域与其他各行业紧密联系。“……因此影片之供给与制造问题成了极复杂而专门的问题。至于实施方面,必须要适当的教育行政的机构和充裕的教育经费。凡此种种,非电影与教育界严密组织研究不可。这是本刊应有的使命之二。”“……教育电影不是单纯的电影界和单纯的教育界可以‘闭门造车’的。亦当与全国各种学术团体连成一交通的密网……然而这种经纬万端的大合作,犹导百川入大海,非藉一有力的专门的言论机关,去策动不行。这是本刊希望的使命之三。”[5]
其三,对于杂志的内容定位上,创办者希望该杂志能成为学者、名师的舞台,把前沿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并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电影事业,需要一种刊物,把这些学者名师的秘诀,发表出来,鞭策国产的勃兴。现在中枢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教育电影是这一个‘五千年来超历史的破天荒之举’(引吴鼎昌语)的一个毛遂,是极有希望的工业。可以吸收大量的人材与劳动,我们要研并究实行如何使电影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打成一片,这是本刊要兼顾的使命之四。”[6]
此外,同样是对内容定位上,杂志也倡导多探索电影教育与其他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应用方法。“……教育电影,是教育工具演进的最近阶段的一种,它有它的特殊地位,足济其他之穷。其他的视听教育方法与工具,不无其特殊方面的功用,如实地参观,实物示范,试验工作,博物馆陈列品,模型图画,图表照片,幻灯片唱片,播音等都是教育电影的友军……所以当研究如何在实施电影教育时兼用其他一切视听用品种种问题。这是本刊的共存共荣之使命第五。”[7]可见,杂志创办者对杂志的刊载重点已有清晰的把握,即关注的不仅是技术本身,重在方法的推广,应用模式的探求。

三、刊物内容分析

《电化教育》杂志共设置了五个栏目,加上广告共六大版块,分别是:“电教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法令”、“一月间”、“教育影片推荐”与广告。
第一个栏目《电教研究与讨论》版块主要是刊登电影教育的理论研究相关文章,主要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学者撰写,如方治所撰《教育电影化与电影教育化》,陈友松撰写的《电影的势力及其研究》;二是从国外翻译作品,主要是欧美相关期刊,如美国《视觉教育》月刊,刊登作品如陈友松博士所译《电影教学的争端》。 第二个栏目《电教技术》版块主要是介绍当时摄影、幻灯制作技术中的部分文章。如刘之常、蒋社村撰写的《幻灯映画教学与灯片摄制法》系列论文。这两个栏目主要体现了杂志的学术性。
第三个栏目《法令》版块主要是刊登教育部或各省教育行政机关对电化教育相关政策的发布、对电化教育设备配置、使用等的管理办法,如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规划》、《各省市电化教育人员服务办法》。
第四个栏目《一月间》版块主要是刊登当时的囯民政府各部委或各地教育机构与电化教育有关系列消息,内容相对短小,如《民训部嘉奖教电协会》、《苏教厅积极摄制生计教育片》。
第五个栏目《教育影片推荐》版块主要刊登内容为各电影公司所推出的最新影片名称及介绍,所有影片都是经过“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通过的“健康”影片。这三个栏目体现了浓厚的色彩,但内容又贴近基层教育机关的实际。
再就是广告版块主要刊登的是中国教育电影用品有限公司经销的各种产品,如各种型号的接片机、摇片机、胶片清洁药水;以及其他企业的广告,如胶卷、幻灯机的广告。除了这些电教相关产品外,杂志还刊登少量其他药品等广告,如鱼肝油、人造自来血、虎标油等的广告。杂志广告也充斥着爱国口号,如“中国人应用中国货!教育界更应尽量用国货!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为教育界解决了采用国货问题!”……由此也可窥见杂志创办者的办刊目标。
从杂志刊登的文章数量来分析,《电教研究与讨论》版块刊登10篇文章,其中8篇为国内学者原创,2篇为译作;《电教技术》板块共刊登6篇文章,均为杂志特约撰述人所著;《法令》版块共登载各类法律条令10条;《一月间》版块共刊登国内外电教相关消息24条,其中国内消息21条,国外消息3条。
从刊登的文章篇幅来分析,电教理论研究的文章中,多数文章为1500~3000字,但有些篇幅较短的仅约600字,如刊登在1936年12月5日创刊号上方治所著文章《教育电影化与电影教育化》;而有的文章则篇幅相对较长,如张尔椿所译的《摄制优良教学影片之商榷》,则长达6000余字,分四期刊载完毕。在电教技术版块中刊载文章篇幅更大,如刘之常、蒋社村等合著的《幻灯映画教学与灯片摄制法》与徐公美的《小型电影的研究》则都在13000字以上,分五期刊载完。可见,当时学者对于电影教育理论与技术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文章选题角度分析,电教理论研究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向,第一类是电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论文,例如蒋建白《实施民众教育与完成电化教育网》、卢蒔白的《实施电化教育之商榷》,这些文章开始了对电化教育的基本定义、定位与意义等的初步探索;第二类是应用理论的研究文章,如张尔椿所译的《摄制优良教学影片之商榷》与李祺锡撰写的《巡回电化教育底商榷》,这些文章已经开始探索电教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途径、价值等问题;第三类为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如卢蒔白的《美国之合作教育电影库》,文章是从美国《教育银幕》杂志当年二月刊登的文章编译而来,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视觉教育服务处主任罗塞尔梯葛楼格教授所著,主要介绍了美国各高校教育电影共享资源库的相关内容;[8]第四类是介绍国内电化教育实践内容,如周凯旋所撰写的《一年来之浙江省电影教育》,文章介绍了浙江省一年来巡回电影放映的实施策略、操作办法、社会影响等具体内容,为电化教育实施进行了经验总结。[9]
同样从选题角度来看,电教技术类文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技术理论介绍的文章,如陈友松所撰的《儿童电影最近的发展》、徐公美所撰的《小型电影的研究》,徐公美的文章对小型电影的基本概念、研究分类、发展趋势等均作了详细介绍;[10]第二类是技术操作类文章,主要介绍了电化教育设备的软硬件知识,如胡云光所撰的《编辑电影片之简易用具》,对可供电影片编辑过程使用的一些简易用具进行了介绍;[11]第三类是技术方法的介绍文章,如刘之常、蒋社村等人所撰的《幻灯映画教学与灯片摄制法》一文,不但对幻灯教学的基本理念、幻灯片制作办法作了详细介绍,而且对幻灯教学的适用环境如室内、室外教学区别等教学模式内容均有详细分析。[12]
通过这些分析,不难看出《电化教育》杂志的几个特征。一是杂志内容覆盖面齐全,包含理论研究与技术探讨,而理论内容也有基本理论与理论应用方向文章,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展望与国内实践成果总结;技术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硬件、软件使用介绍,从文章可以看出对应用方法的探索也是极为重视。二是作者层次较高,不但有原创作品,还有翻译、编译内容。三是杂志信息渠道通畅,政府政策法令获得迅速,各地相关信息也能及时掌握,并能及时了解国外最新研究进展。

四、主要作者分析

为加深对杂志办刊特点与学术层次的理解,本文对《电化教育》杂志作者中资料较清楚的几位进行简要介绍。
1. 陈友松(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曾担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职务。[13]
2. 卢蒔白(生卒年月不详),近代著名学者、电影人、编辑。曾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理事。1933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该会于当年7月3日成立。1933年5月,担任中国电影年鉴编委会委员,隶属于中国电影协会。1934年起担任《戏剧与电影》月刊编辑、撰稿人。1935年3月31日起任《春风秋雨》特刊编辑。[14]1936年,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理事陈友松等人在上海合办“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推广国产教育电影产品。1947年10月1日,担任《电影杂志》主编。1948年4月21日起任《电影小说》(半月刊)发行人。 3. 刘之常(生卒年月不详),早年曾在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学习。1923—1925年间,在常州主办的县立公共理科实验室、南京市立民众科学馆等部门从事民众科学普及工作。1925年9月,刘之常担任武进民众教育馆主任,制定了“武进第一理科公共实验室之计划”,继续通过媒体来开展民众教育。1928年10月,受命筹建福建民众教育馆。1930年,回到镇江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教育部第一民众教育巡回施教队”主任。1942年5月,被教育部任命为“教育部电化教育巡回工作一队”队长,赴四川、西康实施民众教育。抗战胜利后,到重庆青年会开办电化教学园。解放初期,从事过一段时间电化教育工作。[15]
4. 徐公美(生卒年不详),上海人,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人艺戏剧专科学校。曾任上海乐华女子学校教务长、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主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电影剧本研究会委员等职务,亦曾在上海市教育局供职。早年主要致力于演剧编写与演剧术的研究,后来受电影的影响认识到电影对教育的巨大促进作用,遂转向对电影教育的关注。[16]
5. 蒋建白(1900—1971年),江苏淮安人,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攻读教育,毕业后进入江苏省立第十中学担任训育主任。1927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后曾担任凤阳、盱眙县长。1932年受聘上海江南学院教务长。1933年任上海市教育局科长兼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期间先后创办了晓光、思源、肇光、新建、江淮等中学。1936年任社会局第五科科长。1941年7月至1944年5月间,受教育部任命派驻缅甸、印度及美国。1944年6月起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西方教育,获博士学位。1952年以后,曾先后担任台湾地区“教育部”总务司长、“普通教育司”司长及其他社会职务。对中等教育计划、侨民教育有较大贡献,并在台湾地区倡导九年义务教育,及在各国民中学建立辅导制度。[17]
从以上代表人物简介可以看出,杂志作者群总体特点非常鲜明:首先是作者均为当时社会知名学者或社会名流;其次是作者所受教育水平高,甚至相当部分有海外留学背景;其三是这些作者政治觉悟高、社会责任感强,都能把国难教育当成首要任务。

五、对今日学科建设的启示

究竟杂志出版效果如何,我们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务报告中可以知道粗略情况,《电化教育》月刊第一期出版问世后,“该刊内容丰富,源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www.618jyw.com
撰稿者又均为国内知名之士……全国各教育机关来函订阅,颇形踊跃……实为我国唯一从事研究电影教育之出版物也”。[18]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杂志被迫停刊。这份仅编辑出版了几期的杂志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技术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学科发展方向问题,也就是目标问题,杂志有着重要的方向引导作用。导向不明,则可能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电化教育作为一新兴学科,今后走向如何,《发刊词》中也有明确描述:“……教育电影是与一国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和方法不可隔离的。它的成败在乎它与教育过程的联系是否严密。它究竟是一种技术工具,它的所以存在与应有的发展,在我国应视它能否帮助我们‘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这是现阶段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也应当作为电影的核心问题……”[19]而对于教育电影的受众,杂志《创刊词》中亦有陈述,“……教学电影的对象或客体,是十二万儿童、四十万中学生、四万大学生、一百二十万民众学校学生。普通教育电影的对象,是四万万五千万的全民……”[20]从中不难看出,近代电化教育学科的奠基阶段就已明确提出学科发展方向应与国家教育发展大势、方针等相吻合;而且可以发现当年的电化教育探索者视野极其宽广,他们不仅仅把电影教育当作学校教育工具,而且当成国民教育的手段。时至今日,建设终身学习社会已列入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教育技术学科以技术的先进性、影响的广泛性、手段的灵活性等特点,应当成为重要的社会服务工具。
其次是学科定位问题,《发刊词》中对电影教育的功能职责有明确界定:“……工具在现代人生既重要如此,至于人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教育,也要利用工具,并且要不断地改造工具,这是无疑义的了。中国的教育工具,尚停滞在书本、粉笔、黑板的阶段。我们再也不可因循、彷徨、落伍,仅把电影当一种奢侈品或玩物了!无疑地电影是印刷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发明。这个新工具比印刷更大众化、更活泼,它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有孙悟空式的神通……”[21]可见,杂志创办者对电影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同时对电影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认识也是极其客观的;电化教育的工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教育技术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可以是一个有益的助推剂,但技术并非万能。
再次是关于学科研究内容问题,从对《电化教育》杂志刊载文章内容分析的结果可知,其文章选题理论与实践并重,技术与方法内容均衡。这对今天的教育技术研究方向同样有一定启示,作为教育技术学科的研究者,应当能够正确把握方向,引导学科良性发展,不至于再出现单纯进行硬件建设与软件配备,而忽视方法的探索与应用研究的状况。
《电化教育》杂志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电化教育学科开拓者们赤诚的爱国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邃的专业眼光,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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