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能动论主体能动意义与公共文化服务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能够让群众满意需要由多方相关人员的努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群众文化人是首要的主体，他们是直接的服务者，是政府与群众实现文化和谐的中间人。然而，离开文化服务决策者的作为，也是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不光是政府门的事情，也是社会各界群众自己的事情，关注文化动态，支持文化活动都是正常的事情
关键词：主体；公共文化；服务
1812-2485（2013）09-029-02
中国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本身说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号角已经吹响，接下来要求全社会努力去做、去探索。人们一谈到区域公共文化，自然就会想到群众文化人这个主体，以为他们的作为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部内容。其实，在公共文化的实践中，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光靠群众文化人还远远不够。公共文化的决策主体，后勤保障主体，施众和受众主体，这些主体的成败很可能左右群众文化人的成败，若有一个环节的主体出现偏差，都会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决策主体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俗话说，只要领导重视，没有办不成的事。公共文化建设是化钱的事业，领导重视了，意味着有钱搞活动了。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要求www.618jyw.com
问题是，领导的重视与不重视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比如，传统的闹元宵，本来就突出一个“闹”字，民间艺术巡游，观众数以万计，一些决策者就为难了。同意闹吧，出了问题谁负责？虽然可以征求门的意见，征得批准可以搞，但是，出了安全问题还是追究到自己的头上；不同意搞吧，大不了说成对公共文化的重视不够。他们没有考虑到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因为没有展示的机会而渐渐消亡，而民间艺术巡游恰恰是一种最佳的保护方式。
这种随意性还反映在村落文化宫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浙江省慈溪市是最早建立村落文化宫的县市，按照哪一个成熟了，符合规定标准了，哪一个就会被审批为分三个级别的村落文化宫。这一举措得到省、市决策者的一致认可，被在宁波推广开来。然而，有决策者提出来，要把百分之八十村落文化宫写进十一五规划去。这么一来，原本要求严格的村落文化宫具体标准被降低了，一些本来不符合标准的村落文化纷纷移花接木，甚至弄虚作假，以便完成那个尚未完成的百分之八十的要求。
具体从事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人都知道，后勤保障工作是一项烦而又烦的工作。媒体中关于区域公共文化活动中的负面报道很多，如闹花灯件，恶性的交通事故等等。其实，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决策者们没有足够重视后勤保障主体的重要作用。当然，后勤保障分二大类。一类是财力和物力方面的，另一类是治安、绿化方面的。建设公共文化，由政府买单，充当后勤保障的主体似乎合情合理。重大的节庆活动，岁末的送戏、送医、送农技三下乡活动等，极大多数由政府组织实施。而农民的文化活动不仅仅因为有这些举措而得到满足。三下乡活动搞了几十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作用倒是比较明显的，群众也对此有一些期盼，然而，社会发展到现在，农村实现了医疗保险，农村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再搞送医下乡对农民朋友来说，也失去了其实在性，农业技术在我们这些沿海发达地区也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对一些无系统、零碎的农技也起不了较大的作用。送戏下乡矛盾也很多。首先，当地农民有当地的欣赏习惯，而农村观众中，外地务工人员占了观众的极大多数，他们也有自己的欣赏习惯。其次，送戏下乡一般都在白天进行，而农村地区的群众大多数习惯在晚上看戏，白天很少有看戏的，除非是社会闲散人员。这么一来送戏下乡往往会流于形式，起不了文化服务的作用。
正因为政府举办的文化服务活动在广大农村有许多矛盾性，所以，另一种文化后勤保障主体应运而生，那就是企业或先富起来的农民。由这个主体举办的活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活动内容上，都适合当地农民的欣赏习惯。与此同时，也体现了致富不忘社会的传统美德。这些企业或个人赞助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大多数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能否将这些自发的行为变成自觉为呢？笔者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政府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牢牢记住他们的善举，在舆论上加以表扬，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那么，这样的主体在广大农村地区就会层出不穷，让他们的自发赞助，切切实实地变成自觉的赞助。到那时，实际上也减轻了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负担，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从另一种侧面来看，也实现了政府与企业的和谐。
和城建、部门作为后勤保障主体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环节。好多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准备，这个主体投反对票就会全功尽弃。许多地区都在实行集会五百人、一千人的审批制度。这些制度对于确保社会安定是完全必要的，而我们群众文化人开展的活动超过这些标准的人数很多很多。怕出事故，保一方平安，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如果借出事故来抵制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开展，那么，就不应该了。一方面群众需要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却在压抑这些活动，那就失之偏颇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自私自利的表现。
施众和受众主体就好比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战场上的将军和士兵。服务水平，或者说服务质量的好坏，由他们来决定。所谓施众即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具体参与者，而受众即欣赏活动的人群。为什么把这两种人群合在一起来探讨呢？这是区域公共文化的某些性所决定的。在公共文化活动中，一部分人既是活动者，又是欣赏，即所谓的自娱自乐。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永远是个矛盾。产品不符合使用者的谓口，你的产品就会失去销路；产品的档次低，而使用者的要求高，也同样会失去销路。什么时候两者达成一种默契，什么时候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就会提高。慈溪市观海卫镇邀请了浙江小百花演出，而结果观众寥寥。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观众极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听不懂以方言演出的越剧唱词。对施众而言，尤其是组织、策划人员，首先要考虑你的产品有没有民族性。公共文化产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味地求洋，求新不是准确的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产品在其它国家有其存在价值，而移值到你这儿就不一定适合。巴西的豆饭对巴西民众来说是好东西，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对美国来说可以引以为自豪，可是，对我国的民众来说，它就不一定是好东西。一个国家的产品，有其自身的生长土壤，离开了这种土壤，该产品就会毫无价值。怪不得巴西民众视肯德基、麦当劳为粪土，鄙称为快餐文化，其实不无道理。巴西民众的看法对我们群众文化人不无参考价值。其次，对施众而言，得考虑受众欣赏习惯的多样性。在慈溪农村，本地人喜欢越剧，而外地人看不懂；就算全是本地人欣赏习惯不同的情况也很多，西部属姚北，大多喜欢姚剧和绍剧，东部属镇海北部，则偏爱宁波走书或甬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群众文化人就得照顾到各地的欣赏习惯，尽可能地使多方满意。
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之间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决策者与后勤保障者之间，决策者与施众和受众之间，后勤保障与施众之间都存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指的是彼此之间都相对独立，不能混同，谁也不能彼此替代。与此同时，他们在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又存在于同一的统一体中。这种统一性指的是谁也离不开谁，比如决策者提出要举行春节团拜会，后勤保障主体持反对意见，或施众和受众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决策者的指令就会成为泡影。反过来，群众文化人要搞文体活动，若有一方措施不力，或持反对意见，活动也难以开展。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或者叫矛盾关系要有一种制度来约束。比如，对决策者来说，要不要抓公共文化服务，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作为借口来压抑文化活动，后勤保障部门也可以用社会安全来作为借口来抵制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群众文化人也可以借领导不重视，安全无保障、经费不足，人员不够等来推托，产生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所以对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主体，应该存在一种弱化的制度或纪律约束，以达到奖勤罚懒的震慑目的。如果这种制度出台了，再加上服务质量考核机制，那么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会提高，这种服务体系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