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相异《鸣凤记》与史实相异之处探讨

摘要：《鸣凤记》是嘉靖年间在严嵩父子刚刚倒台的背景下创作的，反映以严嵩为首的奸党与以夏言为首的忠臣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部直面现实的时事剧。本文对戏曲《鸣凤记》中描写的曾铣、夏言及其妻妾、杨继盛等几个人物形象以及邹应龙上疏劾严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把戏曲与历史事实之间进行详细比照，对差异原因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鸣凤记》史实相异
《鸣凤记》是嘉靖年间在严嵩父子刚刚倒台的背景下创作的，反映以严嵩为首的奸党与以夏言为首的忠臣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部直面现实的时事剧。但《鸣凤记》中设计的一些情节和作者倾情赞美的一些形象，与史实并不完全一致，而是表现出一些差别，这从以下几件事可略见一斑。

一、关于曾铣收复河套的问题

《鸣凤记》完全将曾铣、夏言作为歌颂的对象，而设计了严嵩勾结太监陷害夏言的情节，意在表现严嵩的奸佞误国；似乎收复河套计划的破产，罪责要由严嵩承担。但考诸史册，似非完全如此。据《明史·曾铣传》载，“曾铣素喜功名，念俺答居河套，久为中国患，乃上疏世宗，请以锐卒六万，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俺答巢穴，并条八议以进。”，“是时，铣与延、宁抚臣欲西起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筑边墙御寇，请帑金数十万，期三年毕功。”世宗起初是赞成这一计划的，“疏并下兵部”，但“部臣难之”；“而诸巡抚延绥张问行、陕西谢兰、宁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为难”。为此，世宗责让诸巡抚。但事情继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曾铣传》载：
廷臣见上意向铣，一如铣言。帝忽出手诏谕辅臣曰：“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铣建议时，辅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骇，请帝自裁断。帝命刊手诏，遍给与议诸臣。时严嵩方与言有隙，欲因以倾言，乃极言套必不可复。……兵部尚书王以旗会廷臣覆奏，遂尽反前说，言套不可复。帝乃遣官逮铣……[3]
可见，收复河套计划的破产，关键在于世宗，而非严嵩。史臣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4]自然不是虚语。曾铣所论收复河套之议甚伟，但世宗后来反对的理由，是这一计划是否可行，是否一定能够成功。作为皇帝，世宗的考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关于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问题，苏均炜曾指出，“曾铣是一个相当有才能自信而又敢为的人。他收复河套的壮志很值得嘉许。但是他的收复计划，却没有把将兵素质、军饷筹措和朝廷财政各种客观条件，做周全的考虑。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好象富于军事经验的翁万达，甚有学识名望的唐顺之，都不同意曾的看法的。即使《世宗实录》的编撰人，对曾铣也批评得相当严厉。”[5]苏均炜的这一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鸣凤记》的作者则倾情赞美曾铣而不计其他了。

二、关于夏言及其妻妾的描写

《鸣凤记》中的夏言，乃是忧国忧民的忠臣。第三出《夏公命将》借朱裁之口称夏言“不以承家继嗣为心，惟以恢复河套为事”。第六出《二相争朝》中夏言自道“志存报国，力恢河套”，“臣不能为君开国，即为不忠”，“明日奏过圣上，亲宗六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出戏中，夏言完全是“持身刚正”的形象。第十出《二臣哭夏》则将夏言比作东汉的李膺、范滂，乃至春秋时期的赵盾，也是要突出夏言的忠于朝廷，公而忘私。而对比史籍所载，则似非完全如此。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一称：
（夏言）人才有余而识不足，凭宠傲肆，威福自由，无所忌惮，上寝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为惧。久之上益厌，屡加叱啐，麾斥来去，无复待辅臣礼，言亦不以为耻。末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恩怨，人皆侧目视之。及为嵩所污垢，遂至身首异处，天下虽以恶嵩，而亦以言为不学不知道，足以其身而已。[6]
史书的这些载述，无疑与戏曲舞台上饰演的夏言有相当的距离。
按照儒家的观点，家是国的缩影，理好家方能治国、平天下。在《鸣凤记》中，作者设计了夏言夫人易氏、妾苏赛琼亲密相处，苏氏冒死为夏言生下遗腹子使夏家香火得传，其遗腹子又在众忠臣的照顾下顺利成长的情节。这就意味着源于：论文书写格式www.618jyw.com
，不但夏言成为歌颂的对象，夏之妻、妾也成为了歌颂的对象。而戏曲的这一情节设计，显然与史实不合。据《明史·夏言传》记载，夏言继妻苏氏，在夏言弃市后“流广西”。《明史·夏言传》又载：
言始无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归，貌甚类言。[7]
这一记载，与《鸣凤记》中刻画的夏言妻、妾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关于杨继盛的描写

《鸣凤记》中表现了杨继盛的忠义性格，而历史上的杨继盛其人似非完全如此，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论其十罪五奸，疏称：
以皇上聪明刚断，虽逆鸾隐恶，无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显恶，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盖不过欲全大臣之体面，姑优容之，以待彼之自坏耳。然不知国之有嵩，犹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则一日为之害。皇上何不忍割爱一贼臣，顾忍百姓苍生之涂炭乎！[8]
当时严嵩奸权柄国，嘉靖皇帝对他特别宠幸，然杨继盛“过于切直”，竟有批评嘉靖帝之意，所以引起嘉靖帝的暴怒，罗宗强先生指出：“继盛以其刚毅耿直，具忠心而无机心，情虽可感，而未脱书生之迂阔。”[9]而杨继盛在狱中的表现，也并非如《鸣凤记》中表现的那样重自我修持、重心性的修养。《祭易州杨五文》曰：“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系狱，其际诚危矣。平昔指天论心者，惧祸之及己，则远绝之不暇；同时交游者，疾名之胜己，则非毁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义气著闻、豪杰自负者，恨严之侵己，且售计投石要功泄愤于权奸之门，其孰与我乎！”[10]可见杨继盛在狱中比较激愤慷慨的，悲愤满怀。对此，罗宗强先生分析：“事功与为君尽忠，在继盛心中，是和谐一致的。他之所以慷慨赴难，正在于对皇帝的这一片至诚忠心。他愤愤不平的，是世风，是低下之世风，而对嘉靖皇帝并无丝毫之怀疑与不满。他把一片至诚，献给了一位杀他的昏庸残暴、刚愎自用的君主，而且至死仍然沉浸在一种理想化了的高尚情绪中。从杨继盛赴难之心态中，我人再一次看到东汉以来士人传统性格之充分表现：血泪忠诚而又令人伤感的迂腐。”[11]历史上真实的杨继盛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机心，未脱书生意气，忠诚而又迂腐的人，但《鸣凤记》中表现杨继盛仅从其忠诚的角度来选材，足见舞台形象与历史真实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618jy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