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利益高等教育供给：利益相关者互动、利益诉求与制度革新结论

[摘要]高等教育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机会供给数量不足、产品或服务供给质量不佳，无法满足高等教育需求。从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来看，高等教育与其利益相关者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具有多重利益诉求。利益诉求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的动力：坚持利益均衡原则，搭建利益协调平台，探索政府“元治理”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架构普及、开放、终身高等教育模式以维护个人“根本利益诉求”，还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拓宽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渠道。
[关键词]高等教育供给 利益相关者 互动模型 利益诉求 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的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扩招政策自1999年实施以来，在向社会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和输送人才、科技成果的规模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00年的10.5%提高到2010的26.5%，①但仍有大量学生不能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会供给还存在总量短缺的情况。同时，由于“大众化后期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存在着很多盲目因素，没有对高等教育结构做出科学的规划，产生了大量无法满足教育需求的“无效供给”，出现了结构失衡、质量下滑、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②因此，高等教育供给问题存在机会供给和产品供给两方面的矛盾，前者一般表现为居民家庭对教育机会的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后者表现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科研的成果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宜的矛盾。从本质来看，就是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数量不足和产品或服务供给质量不佳，无法满足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问题。学术界对高等教育供给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产品性质、经济效益分析、体制与机制改革、供给困境及针对性意见及建议等方面，侧重于解决问题的政策导向研究。本文引入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侧重分析高等教育供给中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与利益诉求，并通过制度创新研究探寻深层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向。

(二)分析的框架

1.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多德与伯利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之争，双方针对公司是只为“股东”获取利益服务，还是为“股东和其他利益主体”负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事件成为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的萌芽。1963年，美国斯坦福研究院的学者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概念，即用来表示与股东相对的，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所有人，这是利益相关者研究的起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是国外研究利益相关者的集大成者，其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弗里曼给出的经典定义最具有代表性，其定义指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人和群体③”。这种影响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在该理论框架下，不仅要将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主体，而且将组织实现目标过程中影响到的其他个体或群体都纳入到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现在，利益相关者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经历 “利益相关者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从企业管理的公司治理领域溢出，向政治学、社会学及管理学领域渗透，成为对制度或管理活动进行深层解析的重要理论工具。④
2.高等教育供给问题与分析框架的耦合性。把利益相关者分析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人，首推美国的罗索夫斯基。他认为，高等教育“拥有者”不仅包括教授、董事，还包括更为广泛的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如学生、校友、捐赠者、政府、公众、社区等。中国学者如张维迎、胡赤弟等许多研究者都支持与认同这样的观点。根据1977年Wharton大学应用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可以运用于高等教育的三个不同层次上：第一层次是作为一种大学管理理论，第二个层次是应用于战略管理过程，第三层次是作为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从第三个层次分析利益相关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所具有的不同利益诉求，从而提出制度创新方向围绕利益相关者从利益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转变。
3.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利益相关者注重对管理活动或制度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定位，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所形成的利益博弈关系，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对于提高高等教育供给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1）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供给改善了激励机制，减少了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高等教育的监督成本。（2）有利于在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稳定的长期合约，从而显著减少它们之间的交易成本。（3）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有效维护。由此，本文拟在已有研源于：免费论文查重www.618jyw.com
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利益诉求，以期为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路径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二、高等教育供给中的利益相关者互动与利益诉求

笔者对学者们研究成果甄别发现，尽管国内大多数学者从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出发，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其笼统来看是基本类同的，主要包括政府（部门）、高校行政人员、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学生、学生家长、捐赠者（出资者）、校友、公司、企业、社会媒体等。本文为研究方便，将其归纳为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个体四个方面关键利益相关者。
学者们对利益相关者研究倾向于对其进行分类，有根据“与大学关系密切程度”的“一维分析法”，有从合法性、权力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分类的“多维分析法”，有运用统计工具分析利益者类型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 ⑤但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分类并非一成不变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会结成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交织的社会多元性使得这种复杂性更加纠结；而任何个体或者群体获得或失去某些利益后，就会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其新的利益诉求和期望又表现出新的动态发展内容。仅仅以某种或多种维度及方法、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动态发展的利益关系与利益诉求，会不可避免地将多元利益相关者处于对立、割裂的分析框架中，造成研究的局限或偏失，因此有必要根据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来分析其各自的利益诉求。 源于：论文格式字体www.618jyw.com
本文初步描绘“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互动模型”图（见上图），设计有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个体四个利益相关者，它们构成了分析高等教育供给的一级变量，在每一级之下又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需求，进行不同层次的挖掘、分类，从而找到多种二级变量分类。这些变量之间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和关系互动，甚至是角色交叉与重叠，因而该图重点要分析说明，在高等教育与利益相关者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具有“一对一”的互动模式。除此之外，四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也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存在“网络式”互动模式。

(一)“一对一”互动模式与本位职能利益诉求

从静态角度看，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个体都与高等教育有直接互动。作为高等教育主要供给者的政府和高校，对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本着公共利益和生产经营的准则，努力追求职能利益最大化；作为主要需求者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做出理性选择，谋取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占有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一对一”互动模式来看，高等教育供需活动主体都是围绕着其本位经济利益展开的。
1.政府是权力性主体。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决策者、投资者、管理者和监督者，通过立法、拨款、规划、规制等重要手段来影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其对高等教育有三大方面的利益诉求：首先，从国家长治久安角度考虑，需要培养高素质、各层次的人才，以服务于国家体制高效运转、社会秩序良性循环；其次，从国家繁荣富强角度来看，需要引导高等教育事业走向知识、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再次，从国家和谐角度考虑，政府通过设计、安排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并进行财政投入来推动、倡导高等教育事业向社会提供服务，引导政治文明与社会和谐，使全民共享高等教育成果，最终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国家职能。
2.高校是学术权威主体。无论是传统意义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都视学术为高校的天职，都认为通过学术研究可以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因而作为政府关于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其内在使命在于崇尚学术价值、提升文化品位、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外在使命在于适应社会需求、引领社会发展、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辐射力，其对高等教育的根本利益诉求是追求真理与科学，崇尚学术自由与“塔”式的圣洁，以传承文明、创造文明。在中国，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高校管理组织机构模式的沿袭，党委领导权、校长行政权与教师学术权之间存在矛盾与模糊，伴随着高校自主权问题与行政化现象，高校在日趋多元化的道德价值世界中对学术价值至上的操守开始迷失、对商业价值的诱惑开始屈从甚至迷恋。为了不被边缘化，为了获取更多公共资源（资金或政策优惠），高校也不得不牺牲“自主”“学术权威”而与行政权力保持亲近。因而，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中，高校在践行高等教育事业过程中表现出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激发了更多关于高校本位职能的追问与探寻。
3.社会组织及个体都是权益性主体。公民个体拥有不同的属性，如教育、年龄、种族、职业、宗教、地域、文化、价值偏好等不同，对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诉求有差异，但作为个体的公民对高等教育的根本利益诉求，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可归结为促进个人发展，既要满足个人兴趣爱好，完善智能个性发展，又要发掘个人潜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满足；从现实层面来看，其进行教育投资、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以换取更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利益回报。而作为团体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可以是为高等教育提供投资、服务、建设的供应型组织，也可以是对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转化的科研成果与服务提出需求的组织，既有营利性组织，也有非营利性组织，但其根本利益诉求就是通过与高等教育的互动获得组织本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网络式”互动模式与多重利益诉求

1.高校、政府、社会组织中的行动者是个体，个体之间的互动及秩序构成了社会以及各种组织。贝克尔曾说：“政府的行动是作为个体的当选官员、任命的官员或政客以职务的角色所做决策的结果。”⑥除了政府如此，高校、社会组织中的实际工作者也是有着理性“经济人”的个体，有可能伴随着个体客观发展与角色转换影响其利益诉求。利益相关者在人际互动关系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交叉与变更，会诱使其在权衡利弊得失后隐藏部分利益诉求或者非本位利益最大化诉求。这种“角色多重性或角色重叠交集”现象常引起利益诉求的复杂与矛盾。⑦除了政府如此，高校、社会组织中的实际工作者也有着理性“经济人”的个体利益诉求，有可能伴随着个体客观发展与角色转换影响其利益诉求。如高校的教师可能是高等教育提供的学术权威，也可能是学生家长，参与社会活动的公众，还可能是公司、企业的股东或者科研骨干，其扮演的多重角色交叉与变更会诱使其在权衡利弊得失后隐藏部分利益诉求或者非本位利益最大化诉求。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从产生教育需求到接受高等教育、直至作为高等教育评价、监督者，在时间地点迁移、个体思维发展、知识储备完善、手段方法丰富以及职业选择与晋升等因素影响下，其利益诉求或者变更，或者重叠，或者矛盾，或者调和，但个体在这种不确定性得日渐成熟和理性，并对高等教育供给的制度安排产生焦虑，对高等教育质量、效率、开放度等产生新的需求。
2.高校、政府、社会组织之间会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并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从到地方政府本身对高等教育利益诉求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从与高等教育相关程度来看又有直接与间接之别，而高校中的利益相关者有直接生产者和间接生产者，还会因为部（委）属、地方所属等管辖的不同以及性质的不同，各级政府既可能对高校采取法律强制、政策引导、经济支持、协同发展、监督管制等多种手段与措施，也可能与社会组织一起对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地方社会服务等具有直接经济利益需求；而社会组织在参与高等教育供给过程中，既可能是高校的直接竞争者，如民办高校、后勤集团社会化等，也可能与高校结成伙伴关系，如博士后科研站、学生实习实践基地等。同时，社会组织的活动和行为又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可能通过高等教育发展促进社会组织成长，也可能因为利益冲突与矛盾对社会组织实施强制性行动等。因而，在“网络式”互动模式下，利益相关者可能因时间冲突、环境变更、技术制约、路径优化、效价评估等方面的因素，会从其他利益相关者角度对高等教育产生不同利益诉求，既有本位的，也会有“越位”的，既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但总体来看，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会有网络状的利益交织，经过国家政策、法规的强制性引导与各方利益、关系、技术的诱致性牵引，表现出动态、复杂的网络互动关系。

三、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的路径走向

利益相关者是一个范围广泛、成分复杂、性质各异的群体，各自拥有不同的角色立场、价值取向、问题选择和工作风格。利益相关者对各自利益的诉求既会引发冲突和矛盾，也可能通过充分表达和有效整合形成制度变迁的动力。在现实至理想之途中，如何化解冲突矛盾、协调利益诉求就成为本文思考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的重点内容。

(一)坚持利益均衡原则，搭建利益协调平台

我国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历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调整—阶段性均衡—冲突—阶段性均衡”的循环博弈模式实现的，利益非均衡与利益均衡状态交替出现。为避免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造成利益总量的“漏损”，必须通过供给制度路径创新，促使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多次重复博弈”，促成各方达成合作，以减少冲突。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供给牵制和影响着众多利益相关者，其供给制度创新也必然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参与，只有充分尊重和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利益主体之间某种相对的平衡，制度创新才能稳步有效地推进和实施。因此，高等教育供给制度的变革应促使各利益相关者遵循利益均衡原则，但又不仅仅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作为均衡各方得失的依据，要超越具体利益，避免因为政治、经济的短期利益而被“工具化”，通过充分展现人性和生命特质、建立多方理性沟通机制，完善内部利益协调机制、搭建外部利益均衡机制，在利益均衡点上找到高等教育产品供给与高等教育机会供给两方面矛盾化解的路径：从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www.618jyw.com
科层统治到多方合作制衡，建立利益协调平台。典型例子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公立学校实行的法人化改革，其将一部分管理权从官僚体制下放到学校，增加其自主权，同时建立学校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由各种利益主体参与，负责决定学校的重要事项。

(二)探索政府“元治理”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社会利益相互融合的“公共理性”是促成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动力。美国学者伯顿·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提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政府、学术权威及市场（本文理解为社会组织与个人权益）三种势力的综合影响，这三种势力合成一个协调三角形。该三角架构思想为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们参考、运用和推广，并为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路径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供给体制。利益相关者是平等、合作的参与主体，通过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牵制、约束，从而达到稳定合作的目的，走向利益的平衡，实现治理的绩效。⑧因而，在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结构中，参与主体间可以在服务功能上进行多种形式的替代，可以在投资主体、资金来源、组织形式、实现方式等方面合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各种主体所拥有的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参与高等教育产品多元化供给，以提高供给数量，优化供给水平。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虽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中的参与主体通过协商、谈判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并不表明在共同治理综合系统中，政府角色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平分秋色的态势。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够成熟、市场操作规则还不够完善、公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的条件下，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结构不可能自发形成，因此在这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网络结构组织者的责任，并在网络化合作治理结构的形成及其运作中居于“元治理”地位。⑨

(三)架构普及、开放、终身高等教育模式，维护个人“根本利益诉求”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普及化供给是21世纪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景目标和理想追求。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马丁·特罗在1974年发表题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转型中的问题》一文中，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发展阶段，并认为高等教育供给中规模扩张和入学机会扩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秉承“谁都可以入学，可以在任何时候入学”的理念，架构普及、开放、终身教育模式是供给制度创新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模式中，学习将成为伴随人一生的活动，学习者能依据自身的需要和可能选择专业课程、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法、学习进度及考核方式等。特罗还特别指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必然对高等教育结构和制度提出调整的要求，学生规模扩大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德国的专科学校、日本的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开放大学、无墙大学等成人高教机构，就是高等教育通过结构与制度的分化所形成的多样化供给。⑩
抛开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民族利益、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组织效益等方面的功利性问题，审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各项功能实现的最重要载体是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与利益矛盾的落脚点最终还是人的利益，因此高等教育供给必须重视个人的“根本利益诉求”，供给制度创新最根本的问题都应统一到个人的问题上来，应该在融合、协调利益相关者多维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架构普及、开放、终身高等教育模式，维护个人“根本利益诉求”：即平等、自由、均衡地享有高等教育供给。

(四)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拓宽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渠道

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法治观念增强、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的发育、科学信息技术变革、高校绩效与社会期望的偏差、教育服务与支付能力的变动等制度供给基础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制度环境对公共治理制度安排影响的研究已经引起学者的重视，如诺斯将制度环境分为政治结构、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政治结构是指一系列宪政安排，产权结构指确保私人产权体系得以界定和实现的规则体系，二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是相对正式的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则是相对非正式的制度结构体系。11因此，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源于：高中英语论文www.618jy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