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隐逸以《诗经》典故看蔡邕隐逸情怀

关于“隐逸”，早在《周易》中就已有记载。《周易·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P156）而《遯》卦、《象》辞则有“天下有山，遯”。（P229）《诗经》中出现了以隐逸为题材的篇章，如《卫风·考槃》《陈风·衡门》《小雅·鹤鸣》等，这些诗基本确定了隐逸形象的原型。庄子本人就是隐士，《庄子》一书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的隐士诸如许由、伯夷、叔齐、原宪等人。另外，在《战国策》《史记》中也有关于隐逸之士的记载。
从西汉末年始，社会动荡，对士人的控制减弱，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出现一批隐遁之士。赵歧编撰的《三辅决录》中记载的士人即多为隐逸之士。时至东汉，国祚日衰，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黑暗，隐逸之士大量出现。范晔的《后汉书·隐逸列传》就专门为东汉一代著名的隐逸之士作传。
蔡邕一生仕途偃蹇，宦海沉浮，因政治避难曾一度浪迹吴会。所作寓言诗《翠鸟诗》是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其诗如下：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
《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
虽然经世治国是蔡邕思想的主导方面，但是处于恶劣的政治漩涡中，蔡邕在作品中也流露出全身避害、隐逸山林的愿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隐逸之士的赞颂

对隐逸之士赞颂的篇章集中在蔡邕所作碑诔颂赞中，作品的主人公多为东汉著名的隐逸之士，他们疏离政治，以研经讲诲为乐，如蔡朗、郭泰、焦君、翟先生等人。蔡邕在《琅邪王傅蔡朗碑》《郭有道林宗碑》《汝南周巨胜碑》《焦君赞》《翟先生碑》等几篇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诗》典故来表现他们的隐逸情怀。通过对其中所涉《诗》典故的统计可以发现，蔡邕在以隐逸之士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所取用的《诗》典故集中出自《陈风·衡门》《小雅·鹤鸣》。《陈风·衡门》是一首隐逸之士自道其乐的诗。这位隐逸之士虽然居住在简陋的房子中，但他能超越生活匮乏所带来的困扰，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得自由自在。诗中写道：“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其中出现的“衡门”和“泌丘”两个意象成为隐逸的象征。而《小雅·鹤鸣》则是一首描写隐士生存状态的诗，其诗如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中鸟鸣鱼游、树木自生自灭，展示出隐士生存空间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将隐士比作打磨玉器的错，可以治玉的石头，指出隐士上达圣听、匡扶社稷的作用，希望朝廷能够任用在野之士。诗中出现的“鹤鸣”“游鱼”也成为后世隐士的象征。因此，蔡邕在以隐逸为主题的作品中较多的取用了《陈风·衡门》中“衡门”“泌丘”及《小雅·鹤鸣》中的“鹤鸣”典故。
《陈风·衡门》和《小雅·鹤鸣》两首隐逸诗都是赞扬隐士高尚的道德情怀和自得其乐的处事心态，概括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但对其生活内容却缺少具体的交代。和《诗经》中隐逸诗相比，蔡邕对隐士形象的刻画则更为具体，在行文中较多地介绍了隐士的生存状态。如蔡邕在《琅邪王傅蔡朗碑》中对蔡朗的隐逸生活描写道：“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栖迟不易其志，箪食曲肱，不改其乐，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间。”[3]（P7）郭泰是东汉著名的隐士，终身不仕。蔡邕在《郭有道林宗碑》中对其生活作了如下描述：“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救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去其蔽。……礼乐是悦，诗书是敦。”[4]（P142）由此可见，研经讲诲成为东汉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汝南周巨胜碑》《翟先生碑》亦是有关于隐逸之士研经讲诲之乐的描写。
和《诗经》相比，蔡邕作品中的隐士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活化、立体化，研经讲诲之乐成为东汉隐士的共同追求，他们通过研经讲诲疏离政治，追求内心的安宁，求得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以赞赏的笔调描写的背后透露出的是蔡邕本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蔡邕碑文对隐士生活所作的叙述，反映出东汉隐士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往往把研经讲诲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法真是东汉著名隐士，“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5]（P2774）法真也是隐于研经讲诲，他源于：免费论文网站www.618jyw.com
的生存方式可以与蔡邕所撰写的隐士碑文相互印证。

2.蔡邕本人的隐逸之想

蔡邕对于隐逸的向往和认可不仅仅表现在为隐逸之士所作的碑文和颂赞中，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更是直接表达出了自己的隐逸之想。例如他在《述行赋》中写道：“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如上所述，“衡门”是隐逸的代名词，此句相对直白地表达出蔡邕对隐逸的向往。考察这篇赋的创作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蔡邕此时强烈的隐逸情怀。蔡邕在序中写道：“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勅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6]（P31）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蔡邕此次进京可谓凶多吉少。而中途得归使他有劫后馀生之感，产生隐逸情怀也是情理之中事。“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将蔡邕此时疏离政治以求自保的隐逸之情表露无遗。
《释诲》是蔡邕所作的一篇设辞体的赋，该赋的写作时间和《述行赋》大体一致。关于该赋的写作背景《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道：“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7]（P1980）蔡邕的隐逸之情在这篇赋中表现地更为明显，其中列举了古代的诸多隐逸之士：“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歜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这里相继列举了石门守晨人、长沮、桀溺、颜斶、蘧伯玉等一系列的隐士。另外，《释诲》中出现的一些自然意象也同样表露出他的隐逸情怀。如：“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只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斁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其中“龟凤”指贤人，“龟凤山翳”则为贤人隐逸山林。“草莱”指乡野、民间。“踊跃草莱”即是指隐士隐匿民间。东汉著名隐士陈留老父生活在汉末，和蔡邕是同时代人，他曾经叹息道：“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8]（P2776）这段话和蔡邕《释诲》的上述话语可谓异曲同工，反映出东汉桓、灵之际许多士人的忧患意识和退隐远害的心理。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饱学之士，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因而中兴愿望是其著述中展现出来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然而屡次政治风波及宦海沉浮使得其著述中时而流露出隐逸的趣向。蔡邕在著述中对这两方面的内容或是进行直接的称述，或是运用《诗》典故进行寄托，而后者是主要的表现方式。在运用《诗》典故进行寄托时，蔡邕能够根据表现事象的特点对《诗》典故进行甄别，体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是蔡邕经学背景的自然显现，而这种双重处世取向则是处于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蔡邕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
注释：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
[3][4][5][6]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8]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赵德波 广东省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