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思考对文学祛魅相关深思

更新时间:2024-03-21 点赞:5655 浏览:1979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在精英文化走向统治权威的八十年代,大众文学以注意消遣性和娱乐性的民间本位,追求群众的文学趣味,实现了对精英文学的祛魅。但好景不长,大众文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又重新陷入赋魅的窘境。文学祛魅总是处于一种历史的无限循环之中。如何处理大众文学今天面临的困难,实现文学祛魅的正面效用,促进文学的发展,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大众文学 精英文学 祛魅
1672-1578(2013)05-0253-02
1 精英文学的赋魅与大众文学的出场
20世纪80年代,在革命文艺和样板戏被逐渐排出主流文学之时,文学界诞生了一批以继承五四为己任的富有启蒙批判精神的精英知识分子。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之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在反拨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真实和政治至上的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品格;在制造语言迷宫和形式创新的同时,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垄断。它以文学的自主性和个人化,对抗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然而,殊不知,这种新鲜的文学在步入九十年代之后,也逐渐被笼上了一层神秘性的光辉。
在反拨现实主义的真实时,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学依据的是所谓的精神真实。这种精神真实它强调主体的权利,将生活的经验、历史的秩序排除在写作之外,否定生活真实所提供的本质、必然、理性的认知模式,推崇内心世界中那种现象、偶然、感性的感觉。其实质是祛除现实主义真实观所附着的权利意识形态,使作家本人具备了对真实的全盘解释权。因此,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一定的个人倾向。当真实的评判只依据某一个体的判断时,文学的魅就出现了。
不仅如此, 精英文学在祛革命文学之魅的过程中,还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功利(政治、市场等)划开了界限。它所倡导的距离审美,将实用者拒之文学门外,并以此为傲,形成了小伙人的阳春白雪。而且在其逐渐摆脱政治经济的束缚之后,精英知识分子便有意不再承担“宣传教化”的“职责”,也再也不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而是采取各种文学技巧,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使自己把握的文学成为沙龙中高贵的艺术品,在艺术形式上将之与普通大众隔离。这种行为看似是追求文学的自主和自律,为文学正名,而实质上这种排除大众参与的文学形态,在本质上与文学已经相差无几。
由此,精英文学在消解文学的高度集中化、统一化、霸权化的时候,尽管打破了革命文学原先所设定的等级,但新的文学的垄断性又逐渐形成。甚至可以说,精英文学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又在重新建构一种统治文学活动的新的话语权威。尤其是在随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全球性的传播而形成的崭新的社会生活和交流的空间里,精英文学关起门来搞创作,只容纳小部分人的文学范式显得愈发不合时宜,这就要求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来对其祛魅。大众文学追求群众趣味,注意消遣性和娱乐性的民间本位,对权威的极度蔑视,恰好迎合了这种需求,因此它的出场成为必然。
2 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祛魅及评判
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祛魅,主要是针对精英文学所倡导的文学的自主性与自律性的神话构建过程中所具有的神秘性和稀有性。这一次祛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破精英文学的神圣光环和霸主地位。
一方面,大众文学通过批判精英文学的高导脱世,神秘主义来表明自身的优越性。大众文学认为精英文学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与市场相对抗。它们排除社会功利,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这种与广大现实相脱离的文学,已经阻碍了文学的进步。精英文学必须转向。以9摘自:学术论文模板www.618jyw.com
0年代先锋文学为例:九十年代,先锋文学在创作上开始转变,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从《活着》开始,余华便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虽然不是完全的向旧有的现实主义回归,但毕竟说明了曾经的先锋神话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挑战,不复往日的辉煌。
另一方面,大众文学从启蒙的角度来质疑精英文学之魅。精英文学建立之初,虽然是立足启蒙,但发展到后面,却日益走向神秘,不仅作者仅局限于部分精英分子,作品内容和思想也与百姓脱离了。正如阿多诺所言, 启蒙运动目的在于破除神话, 结果却使自己成了新的神话, 启蒙的结果反倒成为启蒙的对象。可见,精英文学已经不能再继续履行祛魅的职责了,它自己反倒成了一个急需被打破的神圣性权威。
从这两个方面,大众文学消解了精英文学存在的必然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并且确实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在大众文学崛起之初,各种文学昌盛,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繁荣,手机文学、短信文学风靡,同性恋文学被逐步正常化,从中都可以窥视出大众文学祛除精英文学之魅的成效。大众文学似乎也具有了一种为人民代言的意味。它将文学从传统的精英化、贵族化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让文学贴近生活、走向民间,没有了精英文学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期待,大众文学无疑迎合了人们追求新的快感、新的刺激的需要。但悖论就在这里。当大家都在为大众文学祛除精英文学之魅,欢欣鼓舞的时候,一种深层次的忧虑显现出来。完成祛魅使命的大众文学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大众文学的“世俗化”一方面确实消解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一种新的神圣权威性的再次赋魅登场,那就是消费主义、商业化的时潮。而它所持的狭隘的反精英文学视角恰恰是对这个问题的迂回躲避,它没有反思它所标榜的,究竟给大众带来了什么。它所批判的那些精英文学的“魅”之字眼,是否是完全切中时弊。少了对其自身所称颂的商业化、市场化带来的所谓“化”和“消费化”的书写表演作贯彻到底的思考,就注定大众文学的祛魅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相继就有不少专家学者表明自己的担忧: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就提出了“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论点;汉学家顾彬也指出“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些学者的言论都直接说明,大众文学在祛除精英文学的魅之后,文学危机愈发显现。譬如大众文学刻意远离传统文学的深邃思想和审美内涵,强调娱乐化的特征。在审美上呈现出贫乏的、复制的、类型化的特征;大众文学在消除作家的高层化的同时,各种作品,无论水平高低都渗入其中,在道德上又出现了很多为了迎合读者趣味的低级的、堕落的、化的创作,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些都是祛魅留下的后遗症。更令人担忧的是,由文学发展延伸出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很多作家在市场、利益等多元因素的驱动下,丧失了艺术创作必要的坚守与根基。文学的困境已经导致了人性的困境。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大众文学祛魅是复杂的,多面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对其价值定位,必须保持一种辩证的思维和批判的态度。如果仅仅以非此即彼的评判标准来强调各种文学观念和形态之间的对立,最终只能导致文学的单极化发展。因此即便是对于不合时宜的“魅”,也不能全面的否弃。若是大众文学在祛除精英文学“魅”的时候,能在批判的同时,追问和反思,这样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避免迷失在无聊文学及文化之中而享受人生之趣。
3 祛魅大众性和文学审美的精神共契
正如上节所说,文学祛魅,不能秉持一种绝对的价值理念,要时刻保持一种批判意识。这其实为我们看待当今文学现状提供了一种参照。大众文学祛除精英化已经实施了好多年了,但文学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何处理大众文学一枝独秀、霸占文坛的现象,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学空间,平衡好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文学创作环境,是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这里提出一个“祛魅大众性”的概念。这里的“大众性“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语,而是特指大众性中媚俗化、商业化及其排挤其他文学(尤其是精英文学),一家独大的文学属性。这不仅牵涉到文学如何在商业化浪潮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牵涉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好各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大众文学发展到今天,可谓是世俗性得到极度张扬的时期。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若世俗沦为媚俗,作品沦为商品,我们的文学将会怎样? 目前的现状已经让人堪忧。大众文学,为了获取良好的商业收益,不惜过分张扬自然人性、肆意渲染感官刺激、充分暴露个人私欲、彻底消解传统价值,所谓“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侵占了图书的大半市场,某些作品甚至为了吸引关注,大量渲染 、暴力、消极和拜物因素, 只求某些方面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并不涉及对心灵的陶冶,在文学的审美性上相当欠缺。这些弊端的存在,都将大众文学推向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过度的大众性祛魅,将其调整至一个适度的状态。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打破大众文学的神话,实现多元文学共存。细化下来,就是要处理好其他文学尤其是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关系,实现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结盟,使二者保持一种审美上的精神共契。近年来的一些趋势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市民文化为基础的文学主潮,就呈现出了两种文学的调和。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采用大文化或大人文的视角,在对传统文化的协调和融合中凸显人性的价值;大量的官场小说,也开始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和人文氛围中展开对人性的挖掘和批判,这些作品逐渐注意到了兼顾大众与精英的审美趣味,既有高雅的追求,艺术性的开拓,注重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含量,又有通俗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阅读趣味和精英文学理念相结合,审美上的共契使得作品呈现出文学创作的双重价值。某些大众文学也实现了兼顾,以《狼图腾》为代表的生态小说为例,它一方面满足了读者对新鲜、刺激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中树立起了坚强不屈,英勇无畏、团结协作的强劲狼风,将生命的平等意识和种族共存的生存思想蔓延开来。实现了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统一。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既然在文学的审美上,各种文学可以达到一个共契状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来重构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呢?虽然有点理想化,但这毕竟不失为一条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道路。要知道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交融与互动才是当前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以文学审美上的精神共契来重构他们的关系,形成一种既尊重传统的道德又尊重人性价值要求的文学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逢增玉.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蔡毅.消费时代文学现象观察[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3]汪宏,姚力红.文学中心主义的历史祛魅[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11).
作者简介:王蕾(1989—),女,四川宜宾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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