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略论岳飞死因略论

摘要：绍兴十一年，岳飞冤死狱中。到底谁是杀害岳飞的主要凶手，杀害岳飞的原因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现在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岳飞被害的主要凶手是当时高高在上的宋高宗赵构，而千百年来代替高宗背骂名的秦桧只是帮凶与刽子手而已。
关键词：岳飞；被害；凶手
岳飞为谁害，似乎不该是个问题，众所周知是秦桧。的确，史书记载，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但秦桧只是个宰相，宰相上面还有皇帝，无论是和议还是杀害大将，岂是宰相做主。我认为杀害岳飞的凶手首先应该是宋高宗赵构，其次才是秦桧。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对朝中的高官大吏更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岳飞遇害的凶手是高宗赵构，秦桧只是帮凶。
由于历史局限，史书不可能直接记载赵构对于杀害岳飞的态度，但对于与金国讲和的态度则记得明白：“帝愀然曰：先帝梓宫，果还有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唯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己，翼和议之速成也。”绍兴二年（1132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恐末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
这些史实说明，赵构“和议”决心坚定，并希望“和议”速成。秦桧只是为之出谋划策，极力促成。谋害岳飞从属于“和议”的大背景下，因此高宗便是主要凶手，秦桧则是帮凶。
第二、秦桧虽飞扬骄纵，位极人臣，但仍旧没有随便杀害大臣的权力，何况岳飞当时已经是一品大员。
在《金陀粹编》中，岳珂对于祖父的遇害，只引用《野史》的记述：按《野史》，方狱之未成也……，俄以小纸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报死。初未有旨也。呜呼！桧其欺君哉。这些记载其实荒诞不经。秦桧为人暴戾苛酷，他独揽政务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他的党羽，也动辄翻目成仇。他曾手书赵鼎、李光、胡铨等人的姓名，欲杀之而后已。赵鼎当过宰相，其实是个由主守派转变为投降派的人物。李光当过参知政事（副相），也只能算半个抗战派。胡铨是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坚决反对降金，力主斩秦桧以谢天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他在极力反对和议的时候上书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秦桧、王伦、孙近）头，竿之藁街”。如此激烈的言辞，矛头直指秦桧。秦桧深恨这三人，却未能予以加害，唯有赵鼎被迫，胡辁则只是被贬。
可见，没有高宗首肯，秦桧连八品的胡铨也未能随便处死，又岂能轻易处死正一品大臣呢？岳珂所以单取《野史》之说，是为了强调“初未有旨也”。他必须讳避高宗的罪责，不能把高宗的圣旨写进书中，却又无法否认“有旨”的事实。
其实，高宗仍愿遵守太祖誓约，即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故嗜杀成性的秦桧受到了约束。秦桧二次任相期间，真正破例“明正典刑”者，主要是岳飞等三人。高宗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认为非杀不可。另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记载得一清二楚。刑部、大理寺状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云私罪徒”，并说奉圣旨断案，理应有圣上最后裁决。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秦桧死后，高宗为多人恢复名誉，以示革除弊政，却未给岳飞平反，把罪责诿诸秦桧。完颜亮大举南下时，臣僚杜莘老、太学生程宏图等人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高宗依然置之不理。孝宗即位之初，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高宗“圣意”，才给岳飞恢复名誉。由此可见，高宗杀岳飞，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三、有人认为秦桧是假传圣旨杀害岳飞，并举出秦桧矫诏，杀害岳飞等三人的证据，即《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1141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禹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此文字应为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从语意上摘自：写论文www.618jyw.com
看，似并非说岳飞和胡舜陟两个冤狱“名曰诏狱，实非诏旨”，而是说岳飞与胡舜陟死后，秦桧“屡兴大狱”，“名曰诏狱，实非诏旨”。前面说过，高宗曾亲自过问胡舜陟狱案，处分了两名官员，足见此狱亦非秦桧隐瞒高宗所为。查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可以知道即使是胡舜陟以后的诏狱，秦桧可以在进呈冤案和狱中严刑逼供时，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狱的有关规定，而私自矫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后裁决权仍操于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南宋史官为这位中兴之主的讳恶，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凭信，岳飞的被害，主要还是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