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节以《报任安书》看司马迁大节

“忠孝节义”是儒家学说的精神支柱和核心。其中“气节”很被儒士们看重，按照儒家思想来看，“节”就是要求做人要有骨气、有正气。古人云“刑不上大夫”，历代的文人士子都以气节自重，以节操自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大丈夫是士子们的楷模与标准。所谓“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舍生取义”、“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等就是对气节的最好诠释，是古之士大夫为坚守气节而遵循的行为准则。
中国是一个讲气节的国度，能为气节死者则名垂千古，彪榜万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霸王项羽垓下被围，不忍侮辱，乌江自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是一首首演绎气节的生命绝唱。他们宁死不屈，宁死不移，宁死也不玷污自己洁白的身躯和高洁的品行，他们死得高尚伟大，死得轰轰烈烈，用淋漓的鲜血和高昂的意气提升了士大夫的人生境界。
作为一个儒学家、士大夫的司马迁当然也看重气节，甚至视其重于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生无常，世事沧桑，坎坷荆棘时常牵绊人的左右。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败降辩解而触怒武帝，被捕入狱。这时他完全可以“引决自裁”，可以选择坚守“士可杀不可辱、“人活一口气”及“舍生取义”的信念，在施以威逼动以酷刑之前维持自己作为一个士大夫一个知识分子应坚守的节操，保护自己的尊严，然而他甘愿接受惨无人道的极刑——腐刑。腐刑在当时是最下等的刑罚，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经写道：“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面对这样的耻辱，他也是痛苦万分，“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最终还是接受了宫刑，忍受侮辱，苟活了下来。看来，司马迁没有像其他士大夫那样保持住个人的节操，弃节而苟活。
司马迁真是那种不顾个人节操、视自己生命高于一切的人吗？非也。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他在《报任安书》中诠释了独到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选择气节、选择死亡的解脱固然容易，然而这对国家、社会、人类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种死也就是“轻于鸿毛”了。生命源于：大专毕业论文www.618jyw.com
是一首短暂的歌，是转瞬即逝的一颗流星，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气节固然重要，可人生价值安在？面对气节与生命、气节与价值，司马迁更看重的是人生的价值。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使司马迁对生命和事业有着崇高的信念，他要像孔子、屈原、左丘明等“倜傥非常之人”一样能为历史和文化作出不朽的贡献。司马迁可以说是一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隐忍个人的哀痛来铸就生命和历史不朽的勇者。在痛定思痛之后，他最终跨过了那个根深蒂固理应效仿先人的“死节”，选择了屈辱，选择了追求生命价值不朽的征程——完成《史记》这一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司马迁把这视为人生之大节。
选择殉节者轰轰烈烈荡气回肠，而忍辱负重、追求价值与不朽的大智大勇者更加具有激越人心的力量，犹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永远响彻在人们的耳畔。当年勾践不就是暂弃气节屈身事吴，继而卧薪尝胆最终一举复仇，韩信甘忍跨下之辱才成就日后功业吗？细读《报任安书》中“人情莫不贪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一部分内容，司马迁申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自决”那样的勇气，但轻易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囿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的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之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所以，当司马迁用饱含的热泪、满腔的悲愤熔铸成那部波澜壮阔的伟大诗篇——《史记》时，他的生命已在灵肉痛苦的煎熬中得以超越，获得永生，他的价值、他的不朽已在历史中定格为永恒，而这部伟大著作也将永远激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翻腾、跳跃、熠熠生辉。司马迁坚守了人格的独立，可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束缚的更大的节操。
张金焕，语文教师，现居湖北郧县。责任编校：李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