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浅谈追寻“民族魂”——刘醒龙小说人物形象塑造

刘醒龙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20 世纪末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世事和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他更多的是从世俗的人群中寻性的闪光点，推举凡人百姓中的崇高，弘扬民族精神，并为之不懈地追求。

一、底层民众的生活写真

刘醒龙把目光盯在了“欣欣向荣”的城市繁华之下乏味单调的农村生活，以及城市街道巷陌里默默无闻到让主流媒介忽略的小市民。他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乡村农民和干部的生存境遇和思想困惑的，代表作品有《村支书》《分享艰难》《白菜萝卜》《黄昏放牛》《挑担茶叶上北京》《路上有雪》等；另一类是反映乡镇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微妙心态的，代表作品有《凤凰琴》《秋风醉了》《清流摘自：毕业论文格式www.618jyw.com
醉了》《农民作家》《去老地方》《孔雀绿》等。
读刘醒龙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站在了普通人甚至是农民本位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对生活缺憾的清醒认识，对我们民族根性中的一些顽劣方面的冷静思考和深刻剖析，并感到了灵魂的和血肉的涌动抽搐。刘醒龙真实地描写了这些平民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如赵二爹过年好不容易厚着脸皮要来肉吃，却差点吃破了肚子（《大雪满地》）；周玲贪图享受，移情别恋嫁到城里，没想到却落得只能靠捡菜叶和卖身度日（《白菜萝卜》）；高天白干了一辈子车工，却难以养家糊口（《生命是劳动和仁慈》）……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物质的贫困使这些平民举步维艰，而更可怕的是他们精神的疲惫和堕落。如《黄昏放牛》中老农民胡长升回乡看到的是懒惰、浪费、狡诈和不义；《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分享艰难》中的村干部面对苛捐杂税和官僚腐败或者束手无策，或者苟且为官；《白菜萝卜》中的大河走进城市就陷入金钱和的诱惑；《孔雀绿》中的正直工人吴丰因为贫穷也加入到偷盗的行列中。
体力劳动者如此，那么，知识分子们状况如何呢？企业改革者陈西风和徐快为了争副局级而钩心斗角，置工厂的倒闭于不顾（《生命是劳动和仁慈》）；文化馆王副馆长为了升正职兢兢业业，到头来却落得心灰意冷（《秋风醉了》）；作家石祥云才华横溢，为了调到市文联不得已卑躬屈膝（《伤心苹果》）。这些生活在基层的小人物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可结果除了无奈又能如何呢？在真实的生活中，人往往面临两难选择的尴尬境遇，而那些没有深厚文化背景的老百姓缺乏理性的分析眼光，对生活极易产生无奈颓废的情绪，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的可悲呢？它和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品比起来是否更深刻、真实、耐人寻味呢？

二、现实生命的“浪漫”构想

面对如今这个转型期社会的艰难尴尬状况——城镇中的物欲横流、人情淡漠，乡村中的懈怠慵懒、人性泯灭，“真实的情形是现在社会整体对劳动与仁慈的鄙屑而将劳动与仁慈归入无用与无能一类”。这又如何能体现生命的本质呢？对此，刘醒龙用“塑造民族的优根性”的心态对生活做了浪漫的构想，“我一直不大信任自己这个被人强加的现实主义者，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写作是浪漫主义的。我们这个民族究竟有多少年代忘记了浪漫？那种充满活力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更加重要。当然，浪漫是与人的生存环境和历史环境有关。可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浪漫，浪漫比别的什么更接近艺术的真谛，而批判更像是政治家的一把两刃利剑”。而且，刘醒龙的社会平民代言人的身份也决定了作者不会“在感觉良好的霸气之下，胡乱爬上一个稍高一点的地方，基本上是胡乱指点一番”，而是把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来拷问生命的本质。他认定“对于生命来说，劳动是物质的根本，仁慈是精神的根本，在此之上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对刘醒龙作文化心理分析的话，可以说他有浓厚的“恋乡情结”，这里的“恋乡”并非具象的排拒喧嚣的城市文明，回归淡泊的田园生活，而是抽象意义上的对一种传统的勤劳朴实的思想观念和仁爱的道德秩序的呼唤，进而探寻由劳动和仁慈构成的生命本质的意义。说明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刘醒龙的“老人意象”。
刘醒龙的爷爷是他的文学启蒙者，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用辛勤的劳动和慈爱的人格教养了他的后代，并把劳动的观念和与人为善的思想根植于刘醒龙的幼小心灵，使他可以“鄙视一切庸俗的私利与卑劣的嫉恨”。而更让刘醒龙不安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似乎也是一具没有了奶奶的社会……她那充满人性的调和，总在使不同形色的人，在陌生地域和陌生时期，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家园……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总是渴望着的安宁、祥和、温馨和爱情”。“现在的幼童已经对自身的孙子角色很陌生了”，即现代社会充满了对祖辈用劳动和仁慈构建的民族精神的鄙视。因此，对爷爷和奶奶代表的劳动与仁慈的怀念向往就构成了刘醒龙作品中的“老人意象”。如《威风凛凛》中的“爷爷”，《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望山，《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黄昏放牛》中的胡长升，《秋风醉了》中王副馆长的“父亲”，《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的陈二佰、高天白以及“父亲”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勤劳质朴、重义轻利、仁爱宽厚，是传统文明中正义和财富的化身。在作者看来，劳动不只“有用”，更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和沉醉，是一种生命诗意方式的存在。不仅如此，刘醒龙还让劳动具有对人性沦丧、道德崩溃的拯救作用。如体力劳动者陈东风继承了父辈的劳动本质，终于让铁屑湛蓝，开出生命的火花；脑力劳动者肖爱桥也最终得到精神的回归；流氓工人汤小铁被爱感化后，抗洪抢险舍生取义；王副县长、赵家喜、王元子道德上和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和自我守善都借助于劳动和仁慈的治疗作用（《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县委书记钟近摆脱仕途之险，在爱的感召下找到了心灵的依托（《浪漫挣扎》）。刘醒龙曾说：“我在很多时候都是爱恨交加的……人之恶没有‘大善’所感化不了的……光有批评是不够，关键是对恶的改造，这才是历史对当下的希望所在。”
客观地说，刘醒龙的劳动理想主义和仁慈情怀对于这个物欲放荡、道德失控的世风无疑是具有警世作用的，也体现了作家对于“民族优根性”的寻求，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的游戏态度是值得尊敬的。刘醒龙就是这样一位用灵魂和血肉来挖掘生活内蕴的开垦者，而且他也收获了生命真谛，并用充盈的审美情趣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完成了对“劳动和仁慈是生命的本质”的礼赞，受到了社会和大众的好评和欢迎，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当前改革的深层思考。如果作者能继续耕耘，用现性精神和纵深的历史感审视和评判现实，这是否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呢？
（责编 张翼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