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史上郑和下西洋在航海史上深远作用大纲

【摘要】郑和下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文化为先导，打通了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州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让大批中国人走出了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向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
【关键词】郑和 航海 意义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一位杰出人物，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他也被国际上公认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了不起的事件，凝聚并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品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在宋代之前是冷兵器时代，从北宋到清代中叶是冷兵器和火器并存时代。明初，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热兵器所占比例增多。郑和船队中装备了先进的兵器；如碗口铣，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喷筒，用于水战、攻城池用的。在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水陆通用的。出现了新兵器“赛星飞”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水雷雏形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庞大的船队，船与船、分船队与分船队之间需要联络、指挥、调度，当时还没有近代通讯方式，以及现在的电讯方式。茫茫大海上，晚上怎么联系？刮风下雨雾天怎么办？这都是古代航海要面临解决的问题。这么大、这么多、这么长时间、这么远，如何来管理？而且每次都安全返回，说明中国明代人在指挥和管理上的智慧是了不起的。那么郑和船队用什么方式联系呢？船队配有交通艇、音响信号、旗帜等装备。史书记载，船队“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虞。”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郑和船队是完全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战需要来进行编组的，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严密的船队，这是创造郑和成功远航的重要基础。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下西洋具有历史性的突破，要作大洋万里远航，必须熟悉了解所经海道、海岛、山川水势、水文气象、东西洋水域分布和环境条件。为此，早在出发前的几年中，郑和就对东南沿海海道多次测量，积累航海技术，广泛征集海图和各种航海资料。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要早83年和107年，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忽必烈皇帝曾经派遣使者访问马达加斯加。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西航的远洋航线，船舶基本上是进行沿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远洋航行出现了实质性的突破，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形成了多点交叉的海上交通网络。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文明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代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全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朱棣屡屡发布诏旨，宣布遵循其父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但更为积极主动，不断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将中外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设市舶司“以通夷情”，“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正反映出明成祖要了解外国、通好他国的迫切愿望和有力措施。诚如巩珍所言，是“扩往圣之鸿规”。当是时，无论东西，无论东南还是西北，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有前后相继的明朝使者在活动，所谓“北穷沙漠，南极冥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可以说，派遣大批使者四出活动，是明成祖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明史》就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仅侯显一人，就曾五次出使西番，其中有一次出使后，随即有17国使臣一起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国际声望的大手笔。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装满了从民间和国库里集中来的各色丝绸、布匹、瓷器、金银、铜钱等，用以赏赐、笼络西洋各国。郑和使团竭尽全力执行使命，出色地完成任务。郑和是明成祖对外友好政策的忠实执行和出色实践者。郑和等人长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和明廷的其它相应措施，将中外交流推向了极盛。当时往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占婆18次，暹罗22次，满刺加15次，苏门答剌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盛况可谓空前。甚至不少国家的国王也慕名而来。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不包括非访问性的，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有3个国家的3位国王因仰慕明朝文明，病逝时要求“体魄托葬中华”，并遗嘱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而且其使团规模盛大，永乐六年，浡泥国王率亲属臣僚150余人访问明朝。永乐九年，满刺加国王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乐、西、峒三王同时来访。所有这一切，成为中华文化深深吸引“远人归慕之心”的典型事例，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美好的一页。论文下载中心www.618jy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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