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汪曾祺小说“返回”倾向

内容：汪曾祺“复出”后的小说体现出显著的“返回”倾向：返回的是作家“自我”意识的回归，返回的路向是传统和民间，返回的归宿是人性的自由。
词：汪曾祺 返回
结束后，汪曾祺“复出”，以其“异质性”的写作方式评论界。他小说中流露的传统审美趣味和“士大夫”气质，与80年代初兴起的一股“返回”思潮不谋而合，形成“前浪漫”的走势。但在返回路向和返回的归宿上，汪曾祺的“返回”不同于寻根作家和知青作家的返回，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异类”。

一、返回的可能：作家“自我”的回归

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十七年”时期、新时期。40年代的汪曾祺，求学于西南联大，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邂逅集》里的小说了意识流手法，表达了个体的生命体验，现代色彩颇浓。建国后，汪曾祺试图融入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羊舍的夜晚》三篇小说以主题上上来看，都属于成长型叙事：主人公或经受了考核，或了转变，都在思想上成长和成熟。此时的汪曾祺试图放弃40年代的个体意识，融入集体，用大我的视角建构情节。“复出”后的汪曾祺对政治保持相对疏离的态度，用个人化的视角来观照现实生活，不去附着政治内涵，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对残酷现实除净了“火气”的静观，还带有温馨的色彩。《受戒》里一对小儿女的朦胧爱情，为深处政治斗争漩涡中开辟了“世外桃源”，处处洋溢着儿童的天真与欢乐；《天鹅之死》对“”罪恶声嘶力竭的控诉，在平淡冷静的叙述里透出悲悯的余味。这些作品是个人化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标志着作家“自我”精神的回归。正是“自我”意识的再次苏醒，才使汪曾祺的“晚翠”有了可能。

二、返回的路向：传统和民间

汪曾祺生于高邮望族，诗书之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无忧无虑的童年经验成了他永恒的精神故乡。青年时期在西南联大的求学，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思想和五四文学精神。拥有多重文化背景的汪曾祺汲取多的营养，使传统在现代语境下复活，使民间重新焕发出生机盎然的活力。

2.1 传统

在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是思想境界，还是审美经验，都很显著地找到儒道两家思想留下的印记。
汪曾祺坦言：“有评论家说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可能，我年轻时很爱读《庄子》。但我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徙》高北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高先生家世业儒，寒门少孤，诗书满腹。他尊师重道，知恩图报，省吃俭用帮老师刻印诗稿，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他执事颇恭，有教无类，清高正直，安贫守道，不阿谀，不自矜。这样有儒者风范的先生，却处处受排挤打压，郁郁不得志，始终“未徙北溟鹏”，只剩小学校的校歌在回荡，留下绵绵哀思。类似的还有《岁寒三友》中与人为善，惺惺相惜的三位挚友，《故乡人》中乐善好施，善良仁义的王淡人等。
庄子对汪曾祺的影响体现为对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逍遥自在的人生的追求。《安乐居》里的每个酒客的生活悠闲的，散漫的，知足的，安逸的，乐呵的，养鸟，养猫，散步，闲聊，充满轻松愉悦的氛围。《云致秋行状》中安守本分，宽厚待人，谨慎细心的致秋，颇有自知之明：“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他生活的自在，顺心直至文化大革命到来。还有一类人物自食其力，活出生活的诗意，达到了游刃有余，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如《大淖》挑夫和锡匠；擅长表演向大人的陈四；水性极好，好义又好利的陈泥鳅；走进工作“叫人感动”的戴车匠；“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老白……
汪曾祺面向传统的“返回”并单纯的复古而走向文化守成主义，他是用现代意识来容纳吸收传统思想，为动荡、分裂、荒诞的当代生活找到另生活方式。所以高北溟的生活不刻板迂腐，徐呆子的翻版，安乐居的酒客们也不失正义感。他尽量规避政治，总是点到即止，让读者在余味中细品现实的残酷与冷漠，以期能“有益于世道人心”。
在审美经验上，汪曾祺受到古典文论、画论的影响，推崇晚明小品，尤其是归有光散文，这些，都对他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产生了影响。他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了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引述了章太炎、魏叔子、苏东坡的文论，小说要“定式”，“超出伏应、断续，便在结构上大解放。”他对笔记体小说、小品文、桐城散文的钟好使他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数小说像随笔。复杂的情节，记述某人的某个性格特点，或某件事情，或某个画面，杂以风俗、景观风物，简单流畅，余味绵绵。《钓人的孩子》、《故里三陈》、《故人往事》《桥边故事三篇》、《小学同学》等等。

2.2 民间

民间是汪曾祺小说的的书写，这里，民间是用来汪曾祺所书写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家长里短，平凡人、普通事。既有芦花吐新穗的清新自然，也有漫天飘雪的无声之悲；既有少年眼昙花、鹤和鬼火，又有凄美忧伤的水红嫁衣、绣了几瓣秋海棠的白缎子鞋；既有热闹欢腾的“迎会”，又有痛彻心扉的送葬。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构成了古朴宁静的世界，演绎着自然的喜怒哀乐和人世的悲苦欣喜。
在汪曾祺笔下，自然景色有情感的，人物的悲喜，透出天人合一的默契。为了好友渡过难关，靳彝甫卖掉了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雪。”这场大雪放在结尾，传达出无尽情思，既是“岁寒三友”高洁品行的象征，有似乎在控诉无情残忍的世界，既是三友人的无言之情，又是大悲世界的无声之恸，这场大雪让友谊之树愈发苍翠，也让浇薄之世愈发炎凉。同样，在《八月骄阳》里由动转静的景物描写，了人物由矛盾躁动转向宁静苍凉的心境。
与自然景物相应，民间风物、礼俗汪曾祺的体现，并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有着方式，交融互渗，浑然一体。《鉴赏家》的叶三卖了三十多年果子，卖果子是他的物质生活方式，赏画是他精神生活方式。《大淖记事》里大淖的风俗不同于别处，“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标准：情愿。”所以巧云在被人奸污后痛哭流涕，痛不欲生，十一字也不嫌弃她。是大淖风俗养育的儿女，的爱情只关乎爱，只关乎自由，只关乎“情愿”。

三、返回的归宿：自由与人性

汪曾祺曾经师以沈以文，沈以文的文学理想很可能影响了汪曾祺，他对自然、对民俗的描写，可归结于对人性的尊重和怜悯。
在面对道德的撕扯时，小孃孃谢淑媛死于难产，谢普天把她埋葬后“飘去，不知所终。”裴云锦迫于生活的拮据，悬梁自尽，“龚星北把天井里的山茶、月季、含笑、素馨的花头都剪了下来，撒在裴云锦的身上。”当现实的压力让无所适以时，大自然便栖息的归宿，再也不用被、贫困、所挤压，重新了自由之身。
汪曾祺的民间生活自由和合乎人性的，每个人，都在民间找到适合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连万顺的东家，还是大淖的锡匠，不管是收字纸的老人，还是卖绒花的小陈

三、不管是安乐居的白薯大爷，还是踩高跷的陈四。

薛大娘是汪曾祺创造的人性代言人，她的身体是健美的，不受约束的，“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赤脚穿草鞋，是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拉皮条”遭人议论时说：“有情，愿意，我拉拉纤，积德的事，有不好？”她喜欢的人时毫不掩饰。在小说结尾，汪曾祺用叙述人的口吻议论道：“薛大娘的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说，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人性是最的主题。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道家随遇而安的境界，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依人而在的街巷为了体现无拘无束的，自由舒展的人性。
文献：
王又平.《转型文化迷思和文学书写》［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杨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周志强.《汉语现代文人自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席建彬.《回归与超越——汪曾祺现代性灵小说论》［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4月.
徐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201硕士探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