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判性知识水平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乐观偏差影响
更新时间：202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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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和假设
新兴的信息与交流技术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威胁到了我们的隐私与安全。随着计算机及网络应用的扩展，电脑信息安全所面临的危险和已造成的损失也在成倍地增长。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国家安全、军事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乃至个人隐私等各个方面。网络安全对于每一个计算机用户来说，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刘玲，2010）。
尽管有相当多关于网络安全风险的研究，但一般集中于政策和行为层面，而对网络安全、网络隐私问题的认知层面知之甚少。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人们判断自己遭受风险的预期与判断———这一在认知导向的理论中的核心问题（Weinstein et al，2007）。这种对风险的判断预期和判断会在健康问题、环境风险、政治焦点、消费者决策等多方面对人们的态度、信念、想法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王伟等，2006）。因此，理解人们如何判断网络安全风险是分析互联网用户差距和回应网络隐私问题的关键。
在过去20年里，在风险判断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乐观偏差———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更可能经历积极事件而他人更可能遭遇消极事件的现象（Weinstein，1980，1982）。乐观偏差是普遍存在的，95%以上人口对各种不同风险事件的判断有乐观偏差。正是因为乐观偏差的存在，人们即使在意识到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也不倾向于去采取任何行动。
乐观偏差的测量一般采用问卷法，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间接比较首先在一个问题上评定自己经历某个事件的可能性（P1），然后再评定同年龄同性别的一般人经历同样事件的可能性（P2），乐观偏差的分数也就是 P2-P1（Jacobs，1999）。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要低于直接比较，产生乐观偏差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此，有些研究提出间接比较方法是对乐观偏差更灵敏的一种测量（Moritz & Jelinek，2009； Weinstein，1982）。
目前关于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Hichang等注意到，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美国和日本大学生在对各种生活事件的乐观偏差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网络安全乐观偏差研究。第二，乐观偏差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其产生的心理机制目前发现的有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但对个体差异的测量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与自我中心和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618jyw.com
聚焦相对应的思维客观性和发散性及以其为代表的批判性思维———个体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合理决策的能力（Paul，2001）。第三，之前有很多研究表明，知识的增多并不会减小乐观偏差（王玮，等，2006；陈静，等，2009），但因为过去的研究主要采取直接对比的研究范式，没有将对自己的风险判断与对其他人的风险判断相区分，所以对这种机制的深层理解还不够透彻。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拟探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人是否存在着对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第二，对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是否与批判性思维的水平相关？第三，知识水平是否对乐观偏差有影响？知识的获得是否会降低自己遇到这一知识领域内负面事件的几率，是否会改变对他人的风险判断？
二方法
1被试
样本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的255位本科生互联网用户，剔除有漏答项目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51份。在有效被试中，男性为122人，女性为129人。
2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问卷法，问卷由三个模块 （block）构成。三个模块分别测量被试网络安全知识水平、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对网络安全风险的乐观偏差。
模块一是网络安全知识问卷。问卷项目是研究者自行收集、编制的。本问卷主要考察被试对网络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网络安全知识尤其是的安全意识与具体使用进行了测量。模块二是对批判性思维的测量。本模块测量被试批判性思维的层次。题目选自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由12个项目组成。模块三是对网络安全乐观偏差的测量。这里采用分别判断的方式，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被试对自己在未来一年内网络安全消极事件的发生概率（分为5个等级，0%-20%，20%-40%，40%-60%，60%-80%，80%-100%），其二为被试对他人在未来一年内发生网络安全消极事件的概率。两部分对应题目上的得分之差计为乐观偏差。
三统计分析及结果
1问卷处理及分析
对问卷题目进行决断值、量表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同质性检验：信度检验、同质性检验：共同性与因素负荷量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保留a1-a5五道题为网络知识维度，c3-c12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
2用SPSS19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分析
总体来说，被试对自己网络安全状况很有信心（M=
在自我风险判断总和上，网络知识的不同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对自我风险判断没有影响；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水平在自我风险判断总和上差异显著（F=
四讨论
在本实验中我们设立了知识水平和批判性思维两个维度来考察乐观偏差，但根据以往的研究，风险判断与乐观偏差受到诸如动机、个体差异、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综合考察各种因素的存在，从而对人们如何判断网络安全风险的认知机制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本研究证实了网络安全中乐观偏差的存在，这与过去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Hichang Cho et，2010）。人们普遍会低估自己遇到网络安全风险的几率，而高估别人遇到风险的几率，这种认知机制会造成人们即使在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也不倾向于采取任何行动，乐观偏差的源于：论文www.618jyw.com
存在无疑会加剧网络安全的问题。
本研究使用间接比较范式，证明了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同样存在着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性是有其适应意义的。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乐观偏差有助于让个人对自己及生活持有更加积极的信念。尽管在概率上个体经历积极事件或遭遇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但乐观偏差会让人们对自己、对周围的世界感觉更美好。另外，Coelho （2009）在研究中提出乐观偏差与个体更高的成就动机、更大的任务坚持性、更高的绩效有关，并最终导致更大的成功。
另外，乐观偏差有助于个体保持高水平的自尊及减少焦虑，并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如果个体认为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更不可能遭遇消极事件，或者个体认为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自己获得某个竞争胜利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想法会降低个体对遭遇消极事件产生的焦虑，或者对获胜的信念会让个体保持高水平的自尊。
乐观偏差对个体也有消极的影响。虽然人们经常被告诫要保护自己远离疾病、事故、犯罪。然而，人们有时候并不会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远离危险。乐观偏差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或者认为不幸只会降临到他人身上，所以不需要采取预防性的行为。Coelho （2009）的研究表明，乐观偏差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如果生活中的危险会更多降临到他人身上，那么危险应该由他人而不是自己考虑，所以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行为”诸如此类的想法。
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影响对自我风险的判断，这与乐观偏差的自我中心和聚焦主义机制是一致的。批判性思维可以克服自我中心性，更多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如果让被试认识到他人和自己一样也会采取适当的行为，会减轻产生乐观偏差的程度（Weinstein，1982）。此外批判性思维能够使人们正视困难，不再会因为可能需要承认自己比一般人更容易遭遇某些危险而带来焦虑感，能够通过在思想上的自我效能感来摆脱非理性的认知偏差。
在本研究中，知识水平对自我判断和他人判断的绝对值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减少判断相对值的乐观偏差，这与Tversky A和Kahneman D（1982）的研究相一致。每个个体在判断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时都会不自觉地高估自己，这种高估的程度，会随着知识的增多而逐渐降低。过于自信（over-confidence）产生的原因是个体希望把自己视为有见识的和有能力的人。在面对决策时，对自己和判断的准确性充满自信会让个体拥有安全感。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自信常常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人们经常过于自信（Blanton，Pelham，DeHart，& Carvallo，2001），而过于自信的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容易产生乐观偏差。
五研究的不足与对未来的展望
由于网络安全风险判断的测量研究还比较少，我们这里采用的问题可能没有很好地反应出被试的知识水平。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使用更为完整有效的量表来衡量网络知识水平。
本研究参照Ran（2007）的研究范式，对于发生事件的可能性做出了概率上的区分，但被试对概率的认知是否清晰还是未知数。在测验中，我们发现严重的地板效应，很多被试在判断自己的时候都选择了0-20%的选项。现在想来，应该将0和其他概率比如（1%-20%）做一个区分，以便更好地分析被试的态度。
经项目分析分析后，题项之间的相关依然不高。因素分析中，提取出了5个因素，基本与原设计的4个因素相符合，但总因素负荷积累量为59.813%，只接近而尚未达到较好的60%标准，这也说明了本问卷的建构效度不理想。
六结论
被试对网络安全风险存在乐观偏差，这种乐观偏差可以通过提高网络安全知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来降低。
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影响自我风险判断，而不影响对他人的风险判断。
参考文献
Blanton，H.，Pelham，B.W.，DeHart，T.，& Carvallo，M.. Overconfidence as Dissonance Reducti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1 （37）：373–385.
Coelho M. P.. Unrealistic Optimi： Still a Neglected Trait [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9（3）： 397-408.
[3]Hichang Cho，Jae-Shin Lee b，Siyoung Chung. Optimistic Bias about Online Privacy Risk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Cntrollability and Pior Eperienc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ior，2010（26）：987-995.[4]Kahnemann D.，Tversky A.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In D.Kahneman，P. Slovic&A. Tversky （eds.）.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8-68.
[5]Paul，Richard.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YourLearningandYourlife[J].PearsonEducation.，2001.
[6]Jacobs，Stanley S.The Equivalence of Forms A and B of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J]. Measurement &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 Development，1999（4）：211.
[7]Moritz，S.&Jelinek，L.Inversion of the“Unrealistic Optimi”Bias Contributes to Overestimation of Threat In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 Behio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2009（37）：179–193.
[8]Paul，Richard，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Learning and You Life [J].Pearson Education，2001.
[9]Ran wei，Ven-Hwei Lo，Hung-Yi lu..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源于：论文的格式www.618jyw.com
nd Optimistic Bias[J].CommunicationResearch 2007Vol.34（6）：668-684.
[10]Weistein，N. D..Unrealistic Optimi about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Problems[J]. Journal of Behioral Medicine，1982（5）：441–459.
[11]刘玲.网络环境下安全新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262-263.
[12]王炜，刘力，周佶，等.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乐观偏差[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 （1）：47-51.
[13]李超平.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心理授权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6，38（2）：207-307.
新兴的信息与交流技术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威胁到了我们的隐私与安全。随着计算机及网络应用的扩展，电脑信息安全所面临的危险和已造成的损失也在成倍地增长。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国家安全、军事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乃至个人隐私等各个方面。网络安全对于每一个计算机用户来说，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刘玲，2010）。
尽管有相当多关于网络安全风险的研究，但一般集中于政策和行为层面，而对网络安全、网络隐私问题的认知层面知之甚少。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人们判断自己遭受风险的预期与判断———这一在认知导向的理论中的核心问题（Weinstein et al，2007）。这种对风险的判断预期和判断会在健康问题、环境风险、政治焦点、消费者决策等多方面对人们的态度、信念、想法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王伟等，2006）。因此，理解人们如何判断网络安全风险是分析互联网用户差距和回应网络隐私问题的关键。
在过去20年里，在风险判断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乐观偏差———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更可能经历积极事件而他人更可能遭遇消极事件的现象（Weinstein，1980，1982）。乐观偏差是普遍存在的，95%以上人口对各种不同风险事件的判断有乐观偏差。正是因为乐观偏差的存在，人们即使在意识到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也不倾向于去采取任何行动。
乐观偏差的测量一般采用问卷法，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间接比较首先在一个问题上评定自己经历某个事件的可能性（P1），然后再评定同年龄同性别的一般人经历同样事件的可能性（P2），乐观偏差的分数也就是 P2-P1（Jacobs，1999）。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要低于直接比较，产生乐观偏差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此，有些研究提出间接比较方法是对乐观偏差更灵敏的一种测量（Moritz & Jelinek，2009； Weinstein，1982）。
目前关于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Hichang等注意到，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美国和日本大学生在对各种生活事件的乐观偏差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网络安全乐观偏差研究。第二，乐观偏差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其产生的心理机制目前发现的有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但对个体差异的测量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与自我中心和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618jyw.com
聚焦相对应的思维客观性和发散性及以其为代表的批判性思维———个体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合理决策的能力（Paul，2001）。第三，之前有很多研究表明，知识的增多并不会减小乐观偏差（王玮，等，2006；陈静，等，2009），但因为过去的研究主要采取直接对比的研究范式，没有将对自己的风险判断与对其他人的风险判断相区分，所以对这种机制的深层理解还不够透彻。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拟探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人是否存在着对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第二，对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是否与批判性思维的水平相关？第三，知识水平是否对乐观偏差有影响？知识的获得是否会降低自己遇到这一知识领域内负面事件的几率，是否会改变对他人的风险判断？
二方法
1被试
样本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的255位本科生互联网用户，剔除有漏答项目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51份。在有效被试中，男性为122人，女性为129人。
2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问卷法，问卷由三个模块 （block）构成。三个模块分别测量被试网络安全知识水平、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对网络安全风险的乐观偏差。
模块一是网络安全知识问卷。问卷项目是研究者自行收集、编制的。本问卷主要考察被试对网络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网络安全知识尤其是的安全意识与具体使用进行了测量。模块二是对批判性思维的测量。本模块测量被试批判性思维的层次。题目选自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由12个项目组成。模块三是对网络安全乐观偏差的测量。这里采用分别判断的方式，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被试对自己在未来一年内网络安全消极事件的发生概率（分为5个等级，0%-20%，20%-40%，40%-60%，60%-80%，80%-100%），其二为被试对他人在未来一年内发生网络安全消极事件的概率。两部分对应题目上的得分之差计为乐观偏差。
三统计分析及结果
1问卷处理及分析
对问卷题目进行决断值、量表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同质性检验：信度检验、同质性检验：共同性与因素负荷量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保留a1-a5五道题为网络知识维度，c3-c12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
2用SPSS19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分析
总体来说，被试对自己网络安全状况很有信心（M=
4. 716），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来一种相信别人更容易碰到网络安
全风险的趋势（M=4.440），发现二者差异显著（t = 8.105，p < 0.001），证明了乐观偏差的存在。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设，我们用平分法分为高批判性思维组合和低批判性思维组，以及高网络安全知识组和低网络安全知识组，分别对乐观偏差总分、自我判断总分、他人判断总分进行了2（批判性思维水平：高或低）*2（网络安全知识水平：高或低）两因素方差分析。在自我风险判断总和上，网络知识的不同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对自我风险判断没有影响；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水平在自我风险判断总和上差异显著（F=
4.233，P<0.05），对自我判断有影响；网络知识与批判性思维交互作用不显著。
在他人风险判断总和上、网络知识的不同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对他人风险判断没有影响；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对他人判断没有影响；网络知识与批判性思维交互作用不显著。在乐观偏差总和上、网络知识的不同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对乐观偏差有影响（F=5.295，P<0.05）；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水平在自我风险判断总和上差异显著，对乐观偏差有影响（F=4.677，P<0.05）；网络知识与批判性思维交互作用不显著。
通过对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及专业的不同水平在乐观偏差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四讨论
在本实验中我们设立了知识水平和批判性思维两个维度来考察乐观偏差，但根据以往的研究，风险判断与乐观偏差受到诸如动机、个体差异、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综合考察各种因素的存在，从而对人们如何判断网络安全风险的认知机制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本研究证实了网络安全中乐观偏差的存在，这与过去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Hichang Cho et，2010）。人们普遍会低估自己遇到网络安全风险的几率，而高估别人遇到风险的几率，这种认知机制会造成人们即使在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也不倾向于采取任何行动，乐观偏差的源于：论文www.618jyw.com
存在无疑会加剧网络安全的问题。
本研究使用间接比较范式，证明了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同样存在着网络安全的乐观偏差。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性是有其适应意义的。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乐观偏差有助于让个人对自己及生活持有更加积极的信念。尽管在概率上个体经历积极事件或遭遇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但乐观偏差会让人们对自己、对周围的世界感觉更美好。另外，Coelho （2009）在研究中提出乐观偏差与个体更高的成就动机、更大的任务坚持性、更高的绩效有关，并最终导致更大的成功。
另外，乐观偏差有助于个体保持高水平的自尊及减少焦虑，并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如果个体认为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更不可能遭遇消极事件，或者个体认为自己与其他人相比，自己获得某个竞争胜利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想法会降低个体对遭遇消极事件产生的焦虑，或者对获胜的信念会让个体保持高水平的自尊。
乐观偏差对个体也有消极的影响。虽然人们经常被告诫要保护自己远离疾病、事故、犯罪。然而，人们有时候并不会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远离危险。乐观偏差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或者认为不幸只会降临到他人身上，所以不需要采取预防性的行为。Coelho （2009）的研究表明，乐观偏差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如果生活中的危险会更多降临到他人身上，那么危险应该由他人而不是自己考虑，所以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行为”诸如此类的想法。
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影响对自我风险的判断，这与乐观偏差的自我中心和聚焦主义机制是一致的。批判性思维可以克服自我中心性，更多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如果让被试认识到他人和自己一样也会采取适当的行为，会减轻产生乐观偏差的程度（Weinstein，1982）。此外批判性思维能够使人们正视困难，不再会因为可能需要承认自己比一般人更容易遭遇某些危险而带来焦虑感，能够通过在思想上的自我效能感来摆脱非理性的认知偏差。
在本研究中，知识水平对自我判断和他人判断的绝对值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减少判断相对值的乐观偏差，这与Tversky A和Kahneman D（1982）的研究相一致。每个个体在判断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时都会不自觉地高估自己，这种高估的程度，会随着知识的增多而逐渐降低。过于自信（over-confidence）产生的原因是个体希望把自己视为有见识的和有能力的人。在面对决策时，对自己和判断的准确性充满自信会让个体拥有安全感。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自信常常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人们经常过于自信（Blanton，Pelham，DeHart，& Carvallo，2001），而过于自信的个体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容易产生乐观偏差。
五研究的不足与对未来的展望
由于网络安全风险判断的测量研究还比较少，我们这里采用的问题可能没有很好地反应出被试的知识水平。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使用更为完整有效的量表来衡量网络知识水平。
本研究参照Ran（2007）的研究范式，对于发生事件的可能性做出了概率上的区分，但被试对概率的认知是否清晰还是未知数。在测验中，我们发现严重的地板效应，很多被试在判断自己的时候都选择了0-20%的选项。现在想来，应该将0和其他概率比如（1%-20%）做一个区分，以便更好地分析被试的态度。
经项目分析分析后，题项之间的相关依然不高。因素分析中，提取出了5个因素，基本与原设计的4个因素相符合，但总因素负荷积累量为59.813%，只接近而尚未达到较好的60%标准，这也说明了本问卷的建构效度不理想。
六结论
被试对网络安全风险存在乐观偏差，这种乐观偏差可以通过提高网络安全知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来降低。
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影响自我风险判断，而不影响对他人的风险判断。
参考文献
Blanton，H.，Pelham，B.W.，DeHart，T.，& Carvallo，M.. Overconfidence as Dissonance Reducti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1 （37）：373–385.
Coelho M. P.. Unrealistic Optimi： Still a Neglected Trait [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9（3）： 397-408.
[3]Hichang Cho，Jae-Shin Lee b，Siyoung Chung. Optimistic Bias about Online Privacy Risk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Cntrollability and Pior Eperienc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ior，2010（26）：987-995.[4]Kahnemann D.，Tversky A.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In D.Kahneman，P. Slovic&A. Tversky （eds.）.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48-68.
[5]Paul，Richard.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YourLearningandYourlife[J].PearsonEducation.，2001.
[6]Jacobs，Stanley S.The Equivalence of Forms A and B of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J]. Measurement &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 Development，1999（4）：211.
[7]Moritz，S.&Jelinek，L.Inversion of the“Unrealistic Optimi”Bias Contributes to Overestimation of Threat In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 Behio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2009（37）：179–193.
[8]Paul，Richard，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Learning and You Life [J].Pearson Education，2001.
[9]Ran wei，Ven-Hwei Lo，Hung-Yi lu..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源于：论文的格式www.618jyw.com
nd Optimistic Bias[J].CommunicationResearch 2007Vol.34（6）：668-684.
[10]Weistein，N. D..Unrealistic Optimi about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Problems[J]. Journal of Behioral Medicine，1982（5）：441–459.
[11]刘玲.网络环境下安全新问题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262-263.
[12]王炜，刘力，周佶，等.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乐观偏差[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 （1）：47-51.
[13]李超平.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心理授权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6，38（2）：20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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