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式微古代学习媒体式微根源之检讨

摘要：指出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性，区分教育技术的两种风格，并检讨古代学习媒体式微之根源，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关键词：教育技术；古代学习媒体；式微根源
1672-5727（2013）07-0178-03
教育技术的两种风格
关于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史的研究，近四十年来越来越得到国内外学界专家的关注。1967年与1990年，美国教育技术学史学家塞特勒（L. Paul Saettler）分别出版了两本著作——《教学技术史》、《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化史》，论述学科的演化历程。查耐尔·安德森（Charnel Anderson）、唐纳德·伊利（Donald P. Ely）、罗伯特·瑞泽（Robert A. Reiser）等教授也从学科研究领域的角度总结了学科演化的历史。在国内，张祖忻教授编著的《美国教育技术的理论及其演变》、宫淑红博士撰写的《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范式》不约而同地从范式的角度出发，分阶段论述了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不同阶段交叉、并行的历史恰如宫淑红博士所言：“教育技术的范式实际上是在逐渐的演变，而不是革命的更替。”①迄今为止，对中国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史的研究，较杰出的著作有吴在扬主编的《中国电化教育简史》、朱敬所撰定的《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较杰出的课题是由南国农教授领衔主持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
研究学科演化的历史，既要立足于整理大量的文献记述，又要超越文献记述。上述论著与课题研究均高屋建瓴地实现了对思想的提升以及对实践的指导。教育技术史具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社会风格，一种为经院风格。经院风格的教育技术史只有一百多年，社会风格的教育技术史则可达五千年。发明、改进媒体并用于满足社会民众学习需求的历史，属于社会风格的教育技术史。这可从《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化史》溯源至公元前450年论古史先驱得到验证。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彼得·阿贝拉德（约1080～1142年）、约翰·阿莫斯·卡门涅斯（1592～1670年）等教育家的教具或教法都成为社会风格教育技术史古代部分的注解。19世纪末期，幻灯介入教育领域揭开了电化教育之序幕，属于经院风格的教育技术。相对于社会风格的教育技术，经院风格的教育技术注重严谨的学科理论、逻辑体系、学术章法及课程设置。不可否认的是，经院风格是在社会风格长期酝酿后诞生的。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学校围墙内的学子使用社会媒体、社会软件等现象。在激烈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研发了与时俱进的软件和硬件。这些软、硬件有利于学子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像花香一般，从围墙之外飘向围墙之内。因此，社会风格的教育技术虽然不能在其后冠以学科体系之“学”的名号，却已然发挥了“学习”之功效。
“有关教育技术领域历史的著述不少，然而大多都是对教育技术实践活动以编年史方式进行的简单记述，单纯从观念形态上考察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历史的文献却少之又少，且大多只是于繁杂的教育技术实践历史事件记述中穿插只言片语而已。……与对实践演进的描述相比，对思想演进的考察更本质也更困难。”②研究学科演化历史，不能将教育的历史与技术的历史简单地拼凑，随意相加而成史。学习资源是教育技术学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总结社会风格的教育技术重在学习资源演化史；而总结学习资源演化史，则必须考察人类运用媒体辅助学习的历史。近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史是西方军事技术、民用技术转化应用于教育的结果，是声光技术、电磁技术被企业以盈利的手段引入学校的结果。由幻灯媒体介入而兴起的视觉教育虽然源于美国，但不意味着幻灯机是被首度用于学习的媒体。考察人类运用媒体辅助学习的历史，可发现有比幻灯机、投影机、电影放映机更早的媒体——古代力热媒体、声光媒体。以往学界教科书沿用语言媒体、文字媒体、印刷媒体、电子传播媒体的分类结果，实质游离于技术艺术属性、媒体物理属性、学习内容属性等三个依据。因此，有必要基于媒体物理属性而非内容属性，将古代媒体分成力热媒体和声光媒体。
马克思称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③。11世纪的指南针之所以被誉为一大发明，是因为它把难以感知的地磁信息转换为可视化的空间信息。可是，中国古代科学家依旧与电磁媒体的发明权失之交臂。从物理学角度审视这一缺憾，可翻阅《汉书》、《论衡》、《梦溪笔谈》等。宋代科学家沈括虽然描述了磁石指南现象，但却对其原理无能为力——“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其实，这一现象在汉代早已被描述，即“磁石取铁”（《汉书·卷三十》）、“磁石引针”（《论衡·卷十六》），遗憾的是汉代之后1 800年间的科学家或学者无一人细致地分析该现象，问津磁场原理与电磁技术。于是，中国古代学习媒体一直在力热、声光间徘徊，未能向电磁方向寻求突破。
检讨古代学习媒体式微之根源
李约瑟先生在评价中国科技发展时说道：“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欧洲的水平，特别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④这不仅体现在生产交通上的农耕、测量、建筑、水利、运输等工艺方面，还体现在生活娱乐方面的戏剧、话剧、皮影、说书、口技等技艺。譬如，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年）的《天工开物》中，系统地记载了纸料的获取途径，造竹纸、造皮纸的详细工序，朱砂、墨、蚕丝的研制工序，以及瓦、砖、陶瓷、金属等力热媒体的冶铸工序。宋应星之所以将这本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参考书命名为《天工开物》，是建立在天人和谐并处、合理开发利用的思想之上的。日本学者三枝博音解释了该书命名的内核思想，说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恐怕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这类书名的著作也是少见甚至没有的。技术确实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的产物，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⑤《天工开物》于17世纪末传入日本，促使日本兴起“开物之学”，也促使日后的日本教育技术学界命名本学科为“教育工学”。 源于：职称论文www.618jyw.com
英国学者汤因比反对利用技术发展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譬如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存时代、纯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来划分文明发展阶段。同理，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来划分阶段，或用读书时代、读图时代来划分阶段，同样是不可取的。经考究，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文明也跟随进步，有时可能停滞不前，有时可能衰退。由于技术改进而出现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不断征服，并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明真正生长的充分标准。无论是在戏剧、舞蹈、音乐、绘画、建筑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学、哲学、宗教领域，至今我们仍然惊叹古人的精神作品与物质奇迹，仍然会用各式各样的新潮媒体去承载昔日的精神作品与物质奇迹。这也验证了即使技术不断发生跨越式的进步，文明并不与之一道前行。可是，在文明之外，却存在着一些已遭淘汰或即将遭淘汰的文化，不断钳制技术的发展。本民族的劣根性，譬如打击残害异端的制度、划分阶层尊卑贵贱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性技术的兴衰起伏。
溯源中国古代学习媒体演化简史，即力热媒体演化简史、声光媒体演化简史，可以发现每种媒体、每种技术、每种艺术虽有高下之别，却均可被用于满足社会民众学习需求。外国舶来的新潮媒体代替本土的传统媒体，西方的先进技术代替东方的古老技术，并不意味着新潮媒体、先进技术必将颠覆华夏文明，也不意味着技术自发地体现“双刃剑”的特点。马周周先生在《美国04教育技术转向庄子教育技术的阐释》一文中，指出AECT04定义比起94定义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是质的飞跃，突出体现在“符合道德的实践”等方面，“因为教育技术现实存在着大量的不符合道德的行为。比如违反版权的复制、电脑、游戏成瘾、因经济原因（买不起电脑、铺不起网络）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教育技术是一把‘双刃剑’”⑥。言下之意，貌似因技术利弊、教育技术“双刃剑”的特点，引发美国教育技术研究回归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其实，古今皆存“道德”，中外皆存“道德”，不同的技术应用领域皆存“道德”，无所谓转向或回归。技术之明在人心之明，技术之暗在人心之暗。技术源于：论文的格式www.618jyw.com
并非“双刃剑”，教育技术也非“双刃剑”，人心才是“双刃剑”，才是“双刃剑”。人心、的“双刃剑”因名利之生灭而明暗。
中国古代教育融会技术、艺术的行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路奔流而下，浪花朵朵。然而，“倡优下贱，奇技献笑”，劳动技术、表演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技术工作者或表演者被视为玩弄雕虫小技、小艺的，不仅不被激励，还被诛杀。《礼记·王制篇》记录了几类演艺表演者必被诛杀的行为：“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晋书·帝纪第三》也记录了晋武帝禁止奇技异服的事件：“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凡此种种，都揭示了同一问题——能工巧匠与思想异端一样，历来难以被公开地推崇或采纳；有些艺人虽然随时听候宫廷、门阀的调遣，却从未享受科举进阶、金榜题名的殊荣；少数艺人虽然有幸出入官僚机构，却从未被王侯公开肯定或赞赏。历代劳动技术、表演技艺的创作者，绝大多数是无名氏，在《二十五史》中，找得到游侠、佞幸、卜筮、龟策、货殖之士的列传，却找不到能工巧匠的列传。后人只能在《梦华录》、《太平广记》等民间文本中找到道听途说的创作者姓名，不过，生平身世不可考，创作方法也不可考。后人只能在《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洗冤录》、《诸病源候论》等少数典籍以及野史中，搜寻到技艺创作、操作、表演的详细过程。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为圃”，孔子不答；待樊迟离开之后，就责备他为“小人”，并坚持“为圃”不急、“好礼义信”最急的观点。朱熹对此解注道：“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此番解注，是因为孟子已将事务缓急问题放大为阶层上下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⑦左丘明所谓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⑧与孟子放大“为圃”之说如出一辙。天下通义、先王之制倘若只停留在脑体分工关系而不再被继续放大，尚能为能工巧匠留下生存与发展的坦途。可是，儒门的最大弊端不限于君子、小人之分，而是要让小人永远处于下位。儒门后学讲究“定于一尊”，主张“尊王攘夷”，要的是权威主义的气氛。这种帮助君王“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的气氛不仅隐含着君子、小人之别，还隐含着君臣之分，容易成为治理万民的建构框架，因此，儒宗战胜了佛老，取得了思想统治权。在历代帝王的推崇、鼓舞下，君子在上位变成模范、榜样，永远享受“脑体分离”后的赏赐品；小人在下位变成匹夫、细民，永远扛着遭殃的担子。启蒙思想家严复说道：“盖吾国旧俗，本谓舍士无学。士者所以治人，养于人，劳其心而不劳其力者也。”⑨哲学家、逻辑学家殷海光也指出：“轻视实务的态度，经过儒门的建构化，遗害中国社会文化几千年。结果弄得中国人的‘奇技淫巧’远落西人之后，现在必须‘恶补’。”与美国19世纪中叶始办赠地大学，教授机械工艺之举相比，中国古代学习媒体式微之根源还取决于源远流长的“重心轻劳”之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因循守旧，中国人并非没有创新能力。可是，要做到创新，除了博采众长，还要里应外合，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不过，在朝野盛行“重心轻劳”思想之余，国人逐渐自以为是、不相往来了。与东学西渐相比，扶持西学东渐的力度不仅不够强大，还走向冷漠、抵制或辟邪的道路。明朝万历年间，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传教士为了广泛地传播基督教义、天主教义，引入了大量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并非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却给清代知识界、学术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四大发明被用于堪舆、制鞭炮（虽被滥用，却合民俗）有所不同，绘图仪、双筒望远镜、手摇计算机、铜镀金比例规、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被深锁皇宫，仅限于御用。康熙不仅玩弄这些从西方舶来的新潮媒体，还接受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科学知识，简直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然而却没有普及、推广至本国各级各类学校。17世纪的西学东渐对国人思想造成的冲击，的确不及一百多年后的坚船利炮那般厉害。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冲击，康熙、雍正的禁教政策以及罗马教廷对华传教态度的转变，使得汲取西学的大趋势于18世纪中叶被破坏。清朝最后的百余年，少数忧患之士即使继续引进西学并注入教育，如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恢复湘水校经堂，将西方算学、天文、制造等内容纳入课程，但是多数安逸之辈依然闭塞自足、自恃甚高，如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所说：“如果你们离开，中国不会缺任何东西，没有你们也丝毫无损于中国。”⑩借西学以中用的实学劲头、疑古劲头曾于18世纪末叶一度复兴，在受到文字狱的摧残后，随即走向下坡路。与书籍目录学相伴而生的媒体分类与分工实有机会达到深入、精致、清晰、系统，却最终与沈括的“莫可原其理”一样，未获得彻底的究因、应用与改进。明清之际的教育目标理论阐微，也实有机会走向“分类学”的彻底高度，可惜依旧与前代一样浅尝辄止。 源于：免费论文网站www.618jy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