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如何应对文学作品中“官本位”

学”探讨走到了另一极端：径直把《红楼梦》定为“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说它深刻地体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界线⑨”。以至出现了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划成份”、定“阶级”，并在贾府和大观园中遍寻阶级斗争事例的做法⑩。这样的解读和评价真可谓是“官”味十足，唯“官”所需。像这样迎合着“官本位”的需要而对作品进行随意的贴标签，又焉能不错位？！
客观地讲，“错位”还不算是最严重的。真正最危险的就是用“官本位”思想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棒杀”和“捧杀”。
先说“棒杀”。这是解读和评价错位的极端体现。“棒杀”最厉害的要数对《水浒传》了。这部揭示“官逼民反”，洋溢着强烈反抗精神的古典小说，“官”对之十分惶恐和痛恨，因而不择手段地对它进行诬蔑、禁毁和抵制乃至篡改。首先，诬蔑它为“诲盗”之书，说它“妖言惑众，不可使子弟寓目”。甚至诅咒《水浒传》的作者“子孙三代都哑”。继之到崇祯十五年，更有严禁《水浒传》的诏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也都曾严禁此书。甚至对民间关于《水浒传》的说书和水浒戏也不轻易放过。更为恶毒的是清道光六年，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俞万春写了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荡寇志》，想以此来抵制《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清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将一百二十回本改成七十回本，又删去了原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怨怒的诗词，加上反动的评语。对宋江的描写也有所篡改，并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零八英雄的被一网打尽而结束。这显然是以“官本位”思想出发的，由于起义英雄的一网打尽，正是他们所乞求的。
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棒杀”，建国后尤其是“”期间体现得相当突出。当时，林彪、“”等人挥舞狼牙棒，对作家作品进行肆意的横扫：乱扣帽子、乱抓辫子、乱打棍子。比如：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就诬陷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棍子就把作品打煞，作者也遭迫害致死。稍后，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掀起了更大的政治风暴。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出笼，肆意给剧作者扣上“为彭德怀翻案”、是“修正主义的一株大毒草”等政治帽子。作品被判死刑，作者也含冤去世。之后“棒杀”之风愈演愈烈，举凡中外著名文学作品，不论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通通予之戴上“封、资、修”的帽子而大加批判，并全部封禁，导致文坛成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再说“捧杀”。“错位”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捧杀”。解读者以“官本位”思想出发，对符合“官”意味的作品就极力吹捧，奉为圭臬。比如：在“”期间，等人拼凑的写作班子根据她的授意而改编的几个京剧——《沙家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就被“捧”为“样榜戏”，其它作品都只能按照“样榜戏”的方式来写，否则就不行。结果是，“样榜”高高唱，百花零零落。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榜戏，可悲也夫！
由此可见，鉴赏者假如是秉着“官本位”思想，带着有色眼镜去观照文学作品，随意给作品贴标签的话，就必然会有失公允，轻则导致解读与评价的错位，使人们不能很好地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重则体现为对文学作品的“棒杀”和“捧杀”，导致作家不敢提笔或作品方式化、公式化、概念化而缺乏艺术感染力，最后出现“百花凋零”的局面。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总之，“官本位”思想对文学是有着强烈而又深远的影响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或多或少地要打上“官本位”思想的印记。我国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强烈地要求文学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要文学听命于官府、效劳于官府。若有违抗，便予惩处。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就有了“禁书诏令”；就有了“文字狱”等等。当然，“官”还有另一手，就是对那些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作家作品，就会赐以旨酒，给予褒奖的。于是就有了“御用文人”，就有了“宫廷文学”，就有了“遵命文学”等等。因此，“官本位”之于文学工作者，或使其春风自得，或让他备遭摧折。于是就有了“欢娱之辞”和“穷愁之言”。这表明“官本位”的影响使文学之路时时有较逼仄之感。诚然，文学是不能完全摆脱“官本位”思想的箝制，但又不能豢养于“官本位”的，不然，文学就会成为“官本位”思想的“传声筒”——“图解政治”而索然无味了。文学的这种“二难”处境就决定了它的不平顺的命运：当“官本位”思想对文学的箝制较为松缓的时候，或者是统治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其思想能较好地代表时代进展的要求的时候，那么，文学就有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气象，如先秦的诸子散文，唐诗的繁荣等；反之，则会阻碍文学的健康进展，如清代的“文字狱”、“”时期的“棒杀”等，这就必然会使作家噤若寒蝉，使文坛出现“万分纷谢一时稀”的凄凉景况。所以，我们应尽量减少“官本位”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和箝制，让文学沿着自身的进展道路健康前进。

2.文学中的“官本位”思想带给语文教师(学）的思索

如前所述，既然文学作品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作家所处时代的“官本位”思想，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和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指导中，该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换句话说，它带给我们语文教师一些什么样的思索和启迪呢？
我们以为，首先，“官本位”思想之于文学，它既是一种创作思想，又是一种创作手法。它运用于文学创作中，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可使作品主题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歌颂什么，批判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等等，一目了然，十分明显。比如高明的《琵琶记》歌颂的就是“子孝共妻贤”的封建道德；解放区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文艺作品主要歌颂“工农兵”等。但若夸大过分，就很轻易滑到政治说教的窠臼里（如丘濬的《五伦全备记》）。
(2)可以凸显或充分展示艺术形象的美好特性或丑恶面目。但往往轻易出现绝对化的倾向，即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导致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甚至神化艺术形象。如在《三国演义》中，关公是“义绝”、曹操是“奸绝”、诸葛亮是“智绝”。所以鲁迅曾批评说：“状诸葛之智近妖”。
(3)可使情节安排的矛盾更集中，更突出。但易出现为适应观念而编造生活的痕迹。如浩然的《艳阳天》，由于作者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片面地以为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定要写成你死我活才有典型作用。因此，就人为地将矛盾激化，把一般的矛盾冲突转为对抗性的敌我冲突，让马之悦怂恿马小辫杀人，煽动马大炮等抢粮库、拉牲口退社等情节。
基于上说，因此，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去关爱全人类，关心人类普遍关注的不足，努力写出体现全民族，全人类进步思想文化的作品；引导学生在作文中极力减少“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写“无病”、“官话、套话、空话、大话”的文章，而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对“官本位”这一写作手法，我们也不要一味地避而远之，而是要把握分寸，适当运用，既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凸显，情节更生动自然，强烈地传达出真善美的音符，又不致于使文章流于公式化、概念化。总之，要为我所用、用之有益。
其次，解读和评价文学作品，应引导学生极力摒除“官本位”思维定势的影响，做到客观、公允。
语文教学和阅读指导，实在就是语文欣赏活动。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鉴赏态度，掌握考察文情的正确途径和良好的鉴赏修养，乃是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语文教师应引导学生千万不要戴着“官本位”思想这一有色眼镜去衡量，观照文学作品及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否则势必导致鉴赏者对文学作品作先入为主的贴标签式的解读，以而出现错位，甚至随意的拔高或贬损。这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以文情入手，“披文入情、沿波讨源”，既“无私于轻重”，又“不偏于憎爱”，多看多思，慢慢观赏、细细寻味，就一定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发现它的美妙，品出它的佳处来，以而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
注释
①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03-204.

②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3,49.

③⑨湖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室.元明清文学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198

6.77,364.

④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出版,1960.
⑤谌兆麟.中国古代文论概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

7.74-75,194-195.

⑥⑧⑩成穷.以看中国文化》——《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

4.31,33.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探讨所.中国文学史

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0

3.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