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兴起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兴起、内涵、对策及其启迪集

[摘 要]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循证教育文化发展的促动下，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诞生。它是教育者系统挖掘、收集各类优质的学生学习表现数据，经过信息化、知识化处理，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系列决策活动。在学校层面，管理者需要聚焦能力建设，选定核心问题，挖掘优质数据，设计有效干预；在课堂层面，教师需要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反馈直观化学习数据，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对我国而言，借鉴美国的证据型教学决策思想可为未来教学决策研究和实践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关键词] 循证教育； 证据型教学决策； 决策即研究； 整体决策
[] A
[作者简介] 杨甲睿（1974—），男，甘肃庄浪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E-mail：langning99@16

3.com。

教学决策是地方、学校和教师为有效满足每个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积极主动地为未来的教学把持方向的过程。证据型教学决策（Data-Based Instructional Decision Making）是教学决策在循证文化中的新发展。2002 年 1 月，美国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要求各州和地方学校充分认识学生学习数据的重要性，全方位评估学生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向社会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以表明地方和学校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上的有效性。此后，能否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成为评判学校业绩的尺度，有无从事证据决策的素养被认为是评判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的关键。证据型教学决策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的流行术语，《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也成为证据型教学决策诞生的标志。
本文意在通过对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兴起路径、基本理念和内涵、有效策略的介绍，为我国教学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在英文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分别用“data”与“evidence”表达数据或证据之义，前者的主要含义是数据，后者除有数据之义外，还有论据、证据、证实等含义。本文在描述教育教学过程中生成的事实和材料时取“数据”之义，强调事实和材料的真实性和本源性；在描述事实和材料对整个决策过程的作用时取“证据”之义，既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和本原性，也强调决策者把“数据”整合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从而进行明智决策。

一、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兴起路径

历史地看，美国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形成先后经历了基于考试结果的决策、基于测量的教学和证据型教学决策等三个阶段。1970—1980年代，美国各州要求学校根据学生的考试结果制定发展规划，进行基于过程的教育决策；1980—1990年代，学校全面投身于基于标准化考试数据的教育决策，标准化考试成为测量的代名词，基于测量的教学（Measurement-Driven Instruction）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以来，学校和课堂中的质性数据开始以量的形式在教学决策中得以体现，教育者的数据观从“可测量”向“可观察”转换，教学决策得到了质、量两重数据的支持。[3]这种数据观念和实践的变革为教学决策的证据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证据开发的课堂化和信息技术与课堂决策的进一步整合创造了条件，最终形成了一体化的证据型教学决策。

(一)教学决策证据化

如果说20世纪美国教学决策思想中有着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基因的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则真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答辩www.618jyw.com
正催生了证据型教学决策，并使其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决策绝不能仅仅指望教育者有了某种哲学观念或信念就能完成，而必须基于科学的证据才能实现；[4]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对大量的问责信息进行重新权衡，对教育干预进行重新设计，让教学活动充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更加关注对学生课堂表现数据意义的把握和理解，把考试数据和反应教学有效性的“满意度数据”以及“观念数据”有机结合起来。[5]问责制的法律化强化了教育者证据决策的意识，推动了学校和课堂的决策实践，逐步在教学决策的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了证据化变革。

(二)证据开发课堂化

教学决策证据化对学生学习数据的强调促使教育者扎根课堂，把基于课堂的证据开发置于教学决策的核心地位。虽然当时的教育者对问责制的态度各不相同，甚至心存疑虑，但对基于数据与证据决策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并不存在分歧。让数据通达课堂，让证据决策提升教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这样便形成了基于课堂开发学生学习数据的共识。但是即便如此，要在复杂的课堂中即时高效地收集优质数据并进行明智决策却并非易事，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技术克服数据挖掘和利用中存在的障碍，例如证据决策能力的缺乏等。随着教育者自主挖掘数据、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手段日渐丰富，反映学生学习的数据得到了更加多样的利用。大多数教师已经能自觉使用多种决策策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保障。[6]这样，证据的支持作用开始渗入课堂，在教学决策中发挥促进学生学习的职能。

(三)课堂决策技术化

教学决策证据化、证据开发课堂化使考试数据和反映学生学习的表现性数据都成为教学决策中的参照依据。这一方面使教育者可资利用的数据海量增加，另一方面也使数据的处理成为必须面对的难题。如果不借助技术工具的支持，证据型教学决策必然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为了满足教学决策对技术工具的需求，美国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技术化决策产品。仅就2003—2004年间，相关工具的销售额就有17%的增长。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产品的性能良莠不齐，有些只能满足学校管理的需要，并不能满足课堂决策的需求，[7]造成管理与教学决策的分裂；有些产品虽有支持课堂决策的潜力，但大多只能提供学生的人种学信息（如性别、年龄等），对学生学业表现数据的挖掘能力不足。随着学习化决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此类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新的学习化决策系统的数据实时报告、学习差异的共时呈现、差异性学习方式分组等功能不但满足了学生对学习信息的需求，也满足了教师把握学生学习困难，选择适合的课程与教学的需要，[8]让课堂教学决策逐步走上与技术整合的轨道。源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www.618jyw.com

三、证据型教学决策的有效策略

证据型教学决策如同复杂的生命有机体，注重机体内部的自然运作，不刻意追求结果。机体内部的过程数据会持续为生命体的生存提供反馈，外部信息主要为机体内部的反馈提供支持。学校与课堂中的决策都遵循有机反馈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学校层面的决策主要发挥对学生学习质量的保障作用，课堂层面的决策直接决定着学生学习的效果。

(一)学校层面的决策策略

学校层面的决策是国家或地方通过教师的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618jyw.com
教学决策影响学生学习的，重在通过聚焦能力建设、选定核心问题、挖掘优质数据、设计有效干预等为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创造条件。

1. 聚焦能力建设

在证据型教学决策中，教育者决策能力的高低是决策成功的关键，学校必须通过决策活动让教育者系统决策的理念得以发展，参与分布式领导与协作决策的能力得以提升。管理者必须把学校看作一个生命系统，把重心放在教学过程本身，给教师以课程内容或教学方法上的支持，开启教师的专业智慧以驾驭有价值的数据。管理者也要赋权教师，让他们参与分布式领导，贯彻系统决策理念。在分布式领导中，领导是流动的，是持续出场的过程，员工之间有明确的分工，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权力界限开始模糊，所有教师都可能够成为领导者。管理者还要以分布式领导为前提和基础，与教师开展协作交流，协调决策的不同方面，使自己成为证据决策的动力源泉，让学校外部组织和伙伴的支持（组织工作坊，进行数据分析培训等）成为成功决策的重要条件。[15]所有这些都应从学校教育的整体出发，建构决策者从事证据型教学决策的知识和技能。

2. 选定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指与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困难相关的问题。如果教学决策不能选定核心问题作为决策的对象，就会影响课堂决策的有效性。因此，决策问题必须围绕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结果、学习评价、学习干预等方面展开。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改进教学，提升学生学习效果。[16]每一个决策问题的提出所依据的不是决策者“走马观花”获得的数据，而是他们协作参与学生学习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深入把握学校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的产物；每一个决策问题的提出不是单个管理者或教师的责任，而是管理者和教师共同体的职责；每一个决策问题的提出不仅仅考虑学校内部影响决策的因素，而且要同时关注决策的社会影响，制订有效的决策计划，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升决策的社会满意度。总之，在学校层面，选定适切性的核心问题至关重要，决策者必须在着眼于教学工作的同时，把社会对学生学习的期待作为有效决策的衡量尺度。[17]

3. 挖掘优质数据

优质数据指能充分反映学生学习的数据。优质数据不是教学决策过程自在的产物，而是在适切性决策问题引导下，通过智能化决策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挖掘、评价、筛选的结果。在数据类型上，必须把考试成绩与课堂表现数据同等看待并紧密结合，弥合考试数据与课堂表现数据之间的鸿沟。在数据收集方法上，把开展课题研究与开发学习化决策系统紧密结合。课题研究能使教师在教学中更有针对性地考查学生学习表现及其在学生间的细微差别；学习化决策系统的开发能让管理者和教师借助信息技术系统的实时报告与学习化功能即时存取个性化的学习数据，把握学生的学习困难，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18]在数据评价上，管理者和教师不能简单评价学生学习的结果及其数量，而是要认清课堂数据的即时评价对决策的重要性，通过课堂数据澄清学生所学知识和学习过程的性质，筛选出能真正反映学生学习品质的数据。

4. 设计有效干预

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并设计有效的教学干预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的根本。对学校而言，要求管理者与教师一道对学校课程与教学进行积极的调节与改进，为学生设计良好的学习环境。课程调整上，管理者一方面需要把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与国家课程的内容和评价标准相对照，另一方面需要对学校课程进行跨年级审查，包括基于国家课程内容标准的审查与基于国家、地方对学科、年级学习结果评价的审查，保证学校课程有的放矢。在教学改进上，管理者首先要与教师对话，用评价数据诊断教师的教学优势和困难；其次，给教师提供协作教学、研讨教学的机会，把数据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跳板，超越而不囿于数据。[19]通过课程与教学的连锁互动，证据型教学决策就能给学生提供需要的教学，保证所教课程对学生学习富有意义。学校层面的有效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受决策者对决策本身的态度的影响，也受决策者选择的数据收集方法等的制约，归根结底受决策者能力高低的限制。

(二)课堂层面的决策策略

学校层面的教学决策通常形成决策规范，规约学校及课堂的教学决策活动。课堂层面的教学决策往往更具生成性特质，在适应学校决策规范的同时，形成对学校决策规范的改造。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反馈直观化学习数据、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是课堂层面的基本策略。

1. 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

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是指教师把教学目标与学生学习需求相结合，确定学习行为目标，通过对行为目标的具体化，形成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目标体系的行为。教师必须明确教学目标，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合理安排具体的教学进程，做好数据收集准备。[20]目标行为选择、目标行为分解、行为结果测量是系列化行为目标的三个必备环节。首先，要选择的目标行为必须是自然状态下学生学习需要加强的行为，能否对其准确把握是有效课堂决策的关键。其次，决策者必须对选择好的目标行为进行分析，确定其核心维度，消除决策者理解上的模糊性，保证行为数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收集。具体包括对目标行为包含的核心内容进行描述；对行为核心维度的频度、强度、持续时间予以确定等。最后，确定适切的观察、测量方法，[21]研制可供教师与学生使用的观察、访谈、测量等的记录工具，对相应的行为结果进行测量。

2. 反馈直观化学习数据

反馈直观化学习数据是指在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的基础上，师生通过技术工具（智能化工具或人工操作）把学习表现数据绘制成图表，分析、呈现、解释学习过程及其结果的行为。对掌握了数据绘图技能的教师来说，他们可以使用尽可能直观的图表，把课堂上收集的测验数据绘制成图表并即时反馈给学生；也可以教给学生绘制学习表现图表的方法，让他们进行自评或互评；还可以建立班级或学科学习数据管理站点，对教学结果进行专门管理和解释。其根本目的都是能让师生看到学生学习变化的趋势，评价教学与学习的效果。对没有掌握数据绘图方法的教师而言，需要通过伙伴协作（如协作学徒制、行动学习、行动研究等）帮助发展他们的数据整合技能，以便于对学习结果进行直观反馈。[22]如果能把教学干预前学生的“目标行为”与教学干预后的“结果行为”纳入同一图表进行比较，就更便于师生直观把握教学的得失，进行教学矫正，也更便于家长和协作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表现并对学生学习的整体状况作出合理解释。[23]

3. 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

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是在数据反馈的基础上由师生协作审核学生学习表现的变化趋势，设计针对性教学，改进教学和学习方式，提升学习结果的行为。其中包括确定学习变化趋势、选择教学策略、提高学习效率等三个方面。首先，由师生协作对教学中反馈的学习数据的可靠性进行审查，确定学习表现的变化趋势（如上升、下降、保持稳定等）；其次，根据变化趋势及学生最近的学习表现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24]设计教学干预；最后，通过教学干预和观察、反思，发现、选择最优化的干预措施，加强教学反馈，增加学习机会，[25]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就是证据型教学决策优化实施的过程，既反映从数据到决策的一个循环的终结，也表征另一个证据型教学决策循环的开始。正是在证据型教学决策的迭代循环中，学生学习效果才得以持续提升。

四、证据型教学决策对我国教学的启示

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的兴起是教学决策思想在西方循证教育文化中的进一步发展。教学即决策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理念的立论前提，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的价值目标，数据、信息、知识与技术整合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基本过程，行动研究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的进化机制，此四者构成证据型教学决策的融贯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对证据型教学决策进行客观的评价，然后结合我国教学决策的现状，才能发现证据型教学决策思想中能为我所用的启示。

(一)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基本评价

证据型教学决策渗透着浓郁的美国实用主义国学思想，强调探索、研究和推理的科学方法，排斥主观偏见，反对盲目崇拜权威，而只依据不受个人意识影响的外部永恒因素，即客观事实。与非证据型教学决策相比，证据型教学决策得到了科学方法的有力支持，对学校的管理、教学、学习等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证据型教学决策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期盼着人们去克服。
从促进作用看，证据型教学决策有利于学校管理文化、教师教学文化与学生学习文化的进步。首先，证据型教学决策让教育者立足教学实践，共同参与学生学习数据的挖掘、整理、分析与决策，为学校管理提供开放而的途径；[26]其次，证据型教学决策让教师在教学决策中不再草率地接受直觉答案的暗示，而是用个性化的方式创生并使用数据，改造教学思维方式，提升教学专业能力；[27]再次，证据型教学决策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学生学习结果，进而提升了个体的教育质量。[28]总而言之，证据型教学决策确立了教师在教学决策中的核心地位，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要求相关利益主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从而把决策塑造成持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
从不利因素看，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实施往往受决策者的态度、能力与时间资源的限制，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首先，基于证据的教学决策在美国是教育问责的产物，自上而下是其首要特征，有些学校对证据型教学决策的热情不是很高，有些学校校长和教师甚至拒绝改变，许多人认为实施证据型教学决策根本没有必要，这致使证据型教学决策在实施中面临诸多阻力。其次，教育者教学决策能力的缺乏是成功决策的障碍。证据型教学决策要求教育者在决策问题构思、数据类型的确定、决策规则的掌握、决策知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范文www.618jyw.com
识的应用、技术决策系统的操作以及协作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再次，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处理学习数据是证据型教学决策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数据得不到及时处理或处理效率低下，教师就会成为单纯的数据管理员而无法成为有效教学干预者。
另外，证据型教学决策秉持理性主义的决策理念，强调证据的支持作用和教师知识在决策中的价值，把非理性决策因素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淡化了直觉、兴趣、情感等因素对教学决策的影响，值得深思。

(二)证据型教学决策的未来启示

在证据型教学决策介绍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学决策研究与实践的状况，至少可以在教学决策研究和教学决策实践两个方面给我们带来启示。
就教学决策研究而言，由于国内对教学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对中小学教师教学决策的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寥寥无几。[29]但是证据型教学决策的理论与实践可为未来教学决策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首先，我国的教学决策研究应充分借鉴西方证据型教学决策中的循证教育思想，弥补我国教学决策传统中过于强调教师的内隐智慧，忽视学生学习表现数据的不足。一方面强调学习数据在决策研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教师专业智慧的重要性，开展综合性研究。其次，我国的教学决策研究应该引入协作式行动研究范式，让教师在决策中研究，在研究中决策，在决策中成长。
就教学决策实践而言，我国教学决策与“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核心理念相背离，“给予型”教学思维方式阻碍了学生的思维发展。[30]未来教学决策的发展首先应该提升教师的教学自主性，让他们不再是应试教育的应声虫，而是综合使用各类学生表现数据，与其他决策主体协作共济，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其次，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必须以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为旨归，加大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力度，充分引进、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决策系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31]
证据型教学决策在我国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人们需要在决策理念上进行开放的理解、吸收和创新，在决策实践中开发有效的信息技术决策系统，挖掘、利用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数据，客观评价证据型教学决策的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32]在决策方式上不断创新，开拓多样化教学决策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Iow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cision Making（IDM）[K].Iow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7：2. [16] [19] Protheroe， N..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Data-Based Decisions：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nd Acting on the Answers[J].ERS Spectrum， 2001， 19（3）：4～9.
[3] Walser， T. M.. Systemic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A Systems Approach for Using Data in Schools[J].AASA Journal of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2009，6（1）：28～31.
[4] 杨文登，叶浩生.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3）：11～17.
[5] [10] [15] Marsh， J. A.， Pane， J. F.， Mamilton， L. S.. Making Sense of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in Education[J/OL].RAND Education， 2006： 1-18.[2011-10-29]. http：//es with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Collecting Data[J].Young Exceptional Children，2009，12（3）：32～44.
[13] Allngton， R. L.. What Counts as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Education？[J].Reading Today， 2005/2006，23（3）：16.
[14] Stecker， P. M.， Lembke， E. S.. Advanced Applications of CBM in Reading（K-6）：Instructional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原创论文www.618jyw.com
Manual[K].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on Student Progress Monitoring，2011：4～7.
[17] Gischlar， K. L.， Hojnoskir， R. L.， Missall， K. N.. Improving Child Outcomes with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Interpreting and Using Data[J].Young Exceptional Children， 2009， 13（2）：2～18.
[20] [22] [24] Hendrickson， J. M.， et al. Implementing Data Based Decisions for Instruction： A Guide to Data-Based Decisions for Teaching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R].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Washington， DC： [s.n.]， March 28-April 1， 1988.
[23] Hojnoski， R. L.， Gischlar， K. L.， Missall， K. N.. Improving Child Outcomes with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Graphing Data[J]. Young Exceptional Children，2009，7（2）：1～16.
[25] Cates， G. L.， Burns， M. K.， Joseph， L. M..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Instructional Efficiency and the Impact on Learning and 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J].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10， 47（2）：111～113.
[27] Feldman， J.， Rosann， T.. Whole School Reform： How School Use the Data-Based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R].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eattle， Wa：[s.n.]. April 10～24， 2001.
[29] 宋德云，李森.教师的教学决策：内涵、构成及意义[J].课程·教材·教法，2008，28（12）：21～26.
[30] 杨豫晖，宋乃庆.教师教学决策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J].教育研究，2010，（9）：85～89.
[31] Mokhtari， K.， Rosemary， C. A.， Edwards， P. A.. Making Instructional Decisions Based on Data： What， How， and Why[J].The Reading Teacher， 2007， 61（4）：354～359.
[32] Crabtree-Groff， K. R..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in Teacher Preparation[EB/OL].[2011-3-11]. http：//academicleadership.org/article/evidence-based-decision-making-in-teacher-prep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