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士人,以《梅》纵欲描写看晚明士人个性觉醒

摘要：《梅》曾因其对纵欲的“过度”描写而为人诟訾，但笔者认为这种原汁形态的写实美学不仅真实地还原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貌，而且形象地摹写了士人个性觉醒的心态。以士人对性欲的虚幻满足中，我们可以体察出阳明心学对士人注重自我意识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士人群落对自我解放“度”的把握不够，这种觉醒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
关键词：《梅》纵欲士人觉醒
《梅》在通俗小说进展史上的作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不仅体现在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体现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洪流的反动，拦腰截断了浪漫的精神传统和英雄主义的风尚，还体现在其作者萌生的新的小说审美意识，小说追求的是原汁形态的生活写实美学思潮。以这一角度延展看来，《梅》曾经为人们所诟訾的纵欲描写与其时代的社会风气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社会风气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士人注重自我的心态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值得重视的一大亮点。
《梅》以西门庆纵欲的始末结构全篇，全文充斥着对性的崇拜，如“威风迷翠榻，杀气琐鸳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帐中斗勇。男儿忿怒，挺身连刺黑缨；女帅生嗔，拍胯着摇追命剑。一来一往，禄山会合太真妃；一撞一冲，君瑞追陪崔氏女……”（第三十七回）这般贴胸交股的描写在书中随处可见。假如这仅仅是个案我们也不必深思，然而，无独有偶，就在《梅》成书的嘉靖后期至万历朝前后出现了大量以描写床第之事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如《如意君传》、《春梦琐言》、《素娥篇》、《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以及《浪史》等等。无论它们是否受到《梅》的影响，这些作品无疑都反映出压抑在作家心中“欲说不便，欲罢不能的原发性需求”。这些小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其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病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所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P155）这类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床第之事”成为这些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如《春梦琐言》总共3000余字，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描摹韩仲琏与李姐、棠姐的各种交合之态。文学作品是社会的反映，小说亦然，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五杂俎》中记载了当时的娼妓情况，“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五杂俎》卷八《人部》四）“派”代表人袁宏道则提出了“五快活”，其中有四种快活都是追求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等世俗享乐。明代中晚期士人在小说中津津乐道于性欲的描写，还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方式对这种描写进行艺术化，这正流露出他们对世俗生活中尽情享用“色”的艳羡心态，并借非常详细而又美化了的合描写（当然，也有很多非常露骨的性描写），来虚幻地满足他们的原始。
根据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指出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基本的四个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3]（P5）明代中晚期涌现的大量小说除了上文提到的与时代风气有关外，最重要的还是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们复杂心态之间有着的某种必定教育。历来对《梅》作者的考订不绝于缕，但是不论其究竟为谁，他必定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大哭大悲”的士人。正如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读法》中说：“作《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也。”[4]（P42）《梅》的作者有没有纵欲狎妓行为我们无以考证，但他在小说中反映的士人群落纵情声色的行为在当时确是实情，如皇甫访近声色，喜狎游；黄世康长期客居扬州，冶游无度；宗室朱承彩在一年中秋节开大社于南京，海内名士及秦淮名妓二百余人参加。这种现象还有很多，我们以中可以看出，自明代嘉靖之后，士人开始表面上放纵，追求人生的舒适快意和物欲的满足，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士人对自我价值的体认，而士人对人欲的正视则是其个性觉醒的标志。这是士人摆脱程朱理学束缚之后的反拨，而注重个性带来的士人生活放荡的现象，在历史上的魏晋时期也曾经有过，实为历史之吊诡。
明代中期以后，政局腐坏，程朱理学在哲学思想界失去统治地位，士人走向自我体认，个人私欲急剧膨胀。社会风尚的变化，使得士人曾经认为逾礼违禁的各种现象成为时尚，社会生活的丰富又使士人满足物质的需要成为可能。这时，留给士人施展政治才能的空间是很狭小的，留给他们生活的天地却是广阔的。而且士人的思想又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非常容易产生及时行乐的思想，走向人情纵欲便自然而然了。由此，士人个性思想张扬，强化人的自我意识，充分正视和肯定人的。陈宝良先生认为明代士人的俗化现象虽然千姿百态，但“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与享乐，对世俗生活体现出一种‘腻情’的态度”[5]（P83）。那么士人出现这种状态的主要理由有哪些呢？
罗宗强先生说：“影响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走向的，有政权之运作与存活情况，思潮之进展变化。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风尚之变化等诸多因素。而此种种之因素，又各自呈现为复杂的面貌。对于每种因素，很难用是与非做简单的划分，往往是非交错，是非并存。”[6]（P141）政治环境与商业化存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士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程朱理学的中衰与阳明心学的兴盛，对士人群体正视和肯定人的的个性、思想的张扬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评价的，“明代中晚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由于人们趋向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7]（P323-324）“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即儒家意识形态，其中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否定、压抑人欲的传统意识，在明代中晚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出现了思想的裂缝，知识阶层所建构的宽松言论最突出的就是对人欲的正视与肯定。虽然阳明心学倡导人皆可为圣人，本意在于完善个人道德之修持，但既然回归自我和本心，则重视自然人性也就成为题中之意，于是王门后学将这一应有之义进展到极致时，也就走向任由个性的张扬与的放纵的极端。一种原本在于追求道德修持，重视以内心深处进行道德自我约束的哲学，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脱离道德约束和自我放任的道路。而这种与其初衷相背离的走向，其实正反映出社会生活进展的一种新的趋向，是一种合乎时宜、应时而生的新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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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王学的出现在事实上并没有取代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但它的盛行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风尚等相融合，成为了影响士人心态最重要的因子，也为士人重个性解放、自我觉醒提供了论述上的依据。以反假道学的层面说，以《梅》的性欲描写到同题材小说的大量出现，再到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实况，以士人纵欲享乐到注重自我个性觉醒、重欲重情，以致纵欲之思潮与风尚，它是进步的。“假道学”把人变成假人，反对“假道学”就是将假人还原成真人。程朱理学进展到明代前期，已经将士人推向了卫道士的行列，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对各种正当的也加以反对和排拒，这是极端的、悖情的。“一个假人充斥的社会终将走向反面”。我们把重自我、重情称之为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但是，人们的思想一旦以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下解脱出来，走向多元化时也常常会产生混乱，就像《梅》中的西门庆一样，其因为被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压抑得太久，一旦被发现、被正视、被肯定，它必定教育论文如滔滔江水一般冲击着传统道德的堤岸。过分的注重自我，也常常会导致个人私欲的急剧膨胀。这时，人情纵欲与见利忘义等各种行为催逼着人在走向反面的时候会走向另一种极端：极度放纵。它把人以假人变成非人，带有更多动物性、兽性，泯灭了人与动物的界线。西门庆是这样，很难说《梅》的作者不是这样，很难说像《梅》的作者一样的明代中晚期的士人不是这样。
客观地说，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反对假道学、回归真我时，未能准确地找到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合理的接洽点，没有找到既能保存真我，又有合理的道德约束的契合点，这就不能既得到人生的舒适快意，又能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稍纵即逝在大明王朝即将陨落的末世里，对真正人性的解放没有启蒙作用，很快就在程朱理学的疯狂反扑中销声匿迹，成为在自我发现的历史上与西晋并存的既成功又失败的记录。
（本文为北方民族大学校级自主科研基金项目“《梅》中的士人形象与士风探讨”，项目编号：2011ZYC020）
注释：
本文所引《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读法》，《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
[5]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罗宗强：《晚学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蒋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M].成都：巴蜀书社，2010.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3]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4]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探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5]罗宗强，陈洪主编.明代文学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赵晓艳，王引萍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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