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故乡《故乡》中闰土人性学术

摘要：鲁迅《故乡》中的所描写闰土少年时是一个小英雄形象。可是，通过对作者文中多处暗示的分析可以推断，是闰土偷了“我”家的碗碟。面对社会重压下人性的扭曲，作者不但对人性的麻木感到悲哀，也对扭曲人性的社会提起强烈控诉。
关键词：闰土 杨二嫂 碗碟 偷 人性
在鲁迅的《故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很明显，这似乎是杨二嫂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杨二嫂早已失去“豆腐西施”的含蓄与美感，生活重压已经让她自私狭隘，为了物欲不择手段。为了合情合理地拿走更贵重的狗气杀，她完全可能先把碗碟偷埋进灰堆，然后自己找到，这样就可以邀功，把狗气杀作为自己的奖品理直气壮地拿走。但真的是杨二嫂偷埋的碗碟么？我认为不是，这不符合杨二嫂此时的性格。文中以下几处文字可以证明：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她敢于直接要，要得直白，要得“坦坦荡荡”！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她敢于直接拿，当面拿，拿得“光明正大”。
“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她敢于频繁地拿，根本无需掩饰。
杨二嫂如果想要狗气杀，肯定会敢于直言告之，当面拿走，何必去动脑筋先偷碗碟，再邀功领赏，拿走狗气杀呢？如果她这样做，她在文中的性格就前后矛盾，不符合她此时做人处事的逻辑。所以碗不是她偷埋的，她不是偷碗贼。
那么是谁偷了碗碟呢？是不是像杨二嫂所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呢？
鲁迅在文中给了多处暗示，明确指向了一个人！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当天只有闰土到过厨房，接近过碗碟和草木灰，他具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闰土主动提出要草灰，按常理推导，闰土要草木灰没有太大意义。草灰质量小，体积大，“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草灰是农村常见之物，难道闰土家真的缺少这些每天做饭必会产生的垃圾——草灰？难道他真的会用船来运这些最不值钱、最不好运的草灰？从实际情况考虑，闰土不会要草灰。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灰中之碗碟也？可见闰土有着明显的作案动机。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多年的好友，难道真的“隔膜”到没有话可说？“我”肯定是有话可说的，我渴望了解闰土的现状，找回失落的美好的回忆。难道闰土对曾经的友人没有丝毫兴趣？难道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友人的事情而心中忐忑，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事情的真相？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水生为何没有来？为何“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水生和宏儿经过一天的相处已经很熟识，无话不谈。如果碗碟没有被杨二嫂先发现拿出来，闰土往船上运草灰的时候，水生肯定会发现，水生就源于：论文范文格式www.618jyw.com
很有可能把这件事情说给宏儿，这样闰土偷碗碟的行径就会暴露。而换成女儿来管船，即使发现了碗碟也无人可以告知，这个秘密也许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通过作者的多处暗示，可以断定闰土就是偷碗碟的贼。
文中一段文字似乎可以推翻上述结论。“我”和母亲已决定将“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碗碟是比较笨重的，想来不会被主人带走，闰土尽可以开口索要，所以，闰土根本没有必要去偷。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点，在文章的情节安排上看，“我”和母亲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闰土已经到厨房里去了，所以闰土并不知道碗碟之类的笨重东西是可以送他的，并且很有可能闰土此时正在实施自己的偷窃行为。
从作者的写作目的上分析，也可以推断出闰土是偷碗贼。闰土是“我”儿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我”故乡情结中最“依恋”的部分之一。可是，“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闰土本是瓜地中“贼”的克星，是美好的象征，但现在闰土竟然也成了贼！“我”对现在的故乡的印象是“悲凉”的，但对于闰土人性的迷失到成为“贼”这一现实绝对是“悲哀”的、绝望的。
《故乡》正是反映了社会重压下的一种人性的迷失，一种人性的悲哀。杨二嫂“豆腐西施”的美好形象倒塌了，闰土的“小英雄”形象倒塌了，这些美好的蜕变，是作者对社会的控诉，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甘心堕落的失望。因为人人都在这种社会下生活，如果都在社会中迷失人性，毫无警醒和抵制，变得像杨二嫂一样厚颜无耻，变得像闰土一样麻木，希望在哪里？《故乡》最根本目的不是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而是对当时中国人逆来顺受、麻木软弱的悲叹与控诉！作者希望人们能够对未来有希望，敢于追求新的生活。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只要敢于追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如文中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责编 张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