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获得渠道多元化对语文课堂教学影响及对策

语文学科与其他文科类学科相比，它更加注重教师对各学科的融会贯通和对作品的独特感知与领悟。以第一方面来说，由于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作为一名成功的语文教师，不仅仅要掌握本学科的字音、词义，还要掌握其他文科类学科基础知识。可以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传统的诗、文，还是被士大夫斥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其中都蕴含着作者对自己、社会乃至人类宇宙的基本价值评价和审美标准，所以作为解读者，假如不能很好地了解其人其作的政治生活、社会习俗，不能知晓当时人们的喜好，要想对一部作品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而这一切都牵涉到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第二方面来说，文学更多的表达的是作为社会的个体对其所处的世界的反映和思索，更多地夸大的是个人的存活体验的表达，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很丢脸到历史那样对史实的客观而冷静的叙述，也少有如政治教材那样对社会生活事件的纯抽象的概述。文学的表达往往是感性的，瞬时的，个体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叙述，其事实和李广的真实历史客观有着是不一致的。再加上汉语表义的模糊性、朦胧性，又强化了这一点。
在传统出版条件下，基于语文学科的上述特点，由于文本获得渠道单一，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正是发挥教学才能的舞台，一些学科根柢较为扎实的教师甚至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再加上教学参考的帮助，广泛搜罗，详加剖析，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以社会背景、个人身世的先容到字词篇章的梳理，可以说是全面周到。而对于学生而言，任何一种超越书本教材的延伸，都是一次全新的阅读感受，学生在教师的步步为营式的引导中完成对教材的解读。
而在新的出版背景下，大量的纸质文本的印刷流通已变成现实，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资源充斥着人们的大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必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得到你需要的任何知识。据笔者观察，现在的中学生，大部分手头都有类似于教学参考性质的辅助教材，其间有作家作品背景的具体先容；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还可以利用网络搜寻到纸质文本没有的内容，诸如名家名篇的解读赏析等等。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对于现今语文课的教学会产生哪些影响，笔者以为其间既有利也有弊。
首先说利的一面。大量纸质文本和非纸质文本的普及，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渠道多样、方式灵活的学习途径。可以在一定作用上实现大语文的教学理念。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放在现在新的出版环境下，语文教学甚至已突破传统的文、史、哲的传统，而包含了作用更为广泛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心理学、新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甚至物理学等理科知识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语文课堂。学生可以不必囿于有限的教材，完全可以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料，对作家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要等待教师课堂上作看似全景似的先容。这样，既节省了课堂时间，也能提升学生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前文所述司马迁的《史记》为例，我们可以利用西方最新的关于“历史只是个人叙述，都只是对历史的虚拟再现，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只能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的观点，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文学性的描述和“龙门笔法”作更深层次的体悟。比如，在教授《雷雨》这一课时，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观看《雷雨》话剧，可以通过对曹禺先生生平的了解和其他剧本的阅读，加深对作品主旨的理解和对作品中主人公形象的多层次解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将作品以阶级性的角度进行单一的解读，将周朴园简单理解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家庭暴君。学生甚至可以通过阅读弗洛伊德的有关论述，对蘩漪和周萍的畸形联系作出富有心理学特点的诠释。而作为教师，则完全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长篇累牍地先容剧作情节，可以直接进入对剧本内涵的剖析；可以以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出发，谈曹禺先生对西方剧作的因袭和革新教学论文；可以以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特点出发，比较中西方戏剧的异同点，并进一步探寻中国古代戏曲在现代话语环境下的存活近况和出路。再如，我们在讲解杜甫的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时，可以利用光学知识，对诗歌中色彩的搭配规则和对诗歌意境表达所起的作用作深层次的自然科学层面的诠释。而这一切教学目标的实现都是以学生能够掌握较多的文本资源为条件的，这是以前只手握一本教材的学生所无法完成的。
在大量纸质文本和非纸质文本的普及为我们的教学带来方便和新鲜因子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传统语文教学的负面影响。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作诗的经验之谈，用来形容学生的学习也未尝不可。学生的学习应该有学生的主动介入，是其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若是一切都是前人已经安排好的，未必是件好事。我们发现大量的资料，以字音字义到段落篇章大义都一目了然，学生剩下的工作就是将其一字不差地抄在自己的书本上。殊不知，这样的学习方式对学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笔者经常碰到有学生拿着不知是哪个出版社的质量低劣的资料，告诉这个字应该这样读。可他却不知道，查《现代汉语词典》是最快捷也是最正确的方式。
更为严重的是，文科类学科，不可能做到像理科那样，以缜密的思维和精确的推理见长（当然，并不是说文科就一定没有这些），特别像语文这样的学科更多夸大的是个体对世间人情万物的体察和观照，唤起的是人的道德、审美情怀，可以这样说，语文课是关于“人”的学科，它的目标不仅是向学生传授多少山川物象之知，而且是要唤醒学生的知己，培养学生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艺术想象与艺术再现的能力。古人说读书应讲求涵泳，应当自己品味，应有“我注六经”的气魄。可是，在文本获得渠道多元化的今天，学生对于教材的二次解读的权利被各种文本霸占了。每当学生碰到一篇新的课文时，首先想到的是各种辅导资料，而不是诉诸自己的想象与联想，这种快餐式的阅读遏制了学生对教材的再挖掘。如被誉为中华艺术瑰宝的中国古典诗词，当学生的自我阅读与感受被大量的名家剖析、光怪陆离的声像影带所取代时，千古常新的诗词精品只能沦为可以模仿、复制的经验表达，而不再具有个体对生命的独特的感悟，不再具有对语言文字所呈现出的美感的心有灵犀式的融通。试想，当类似于理科的纯技术层面的操纵充斥于语文课堂之时，语文课沦落为记诵课时，语文课的魅力何在？语文课还会是美文课吗？
在信息已基本公然化的今天，假如语文教师还怀揣着可怜得很的教材和教参，半节课先容背景知识，半节课分段，讲解文章主旨，台下早已出现昏睡一片的现象时，我们绝不可抱怨嗟叹。当学生回答不足时，不假思索，滔滔不绝，我们也不必欣喜，由于那很可能是前人的成果，而非学生一己之得。
基于以上浅析，在各种文本资料铺天盖地的今天，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因利革弊，上好我们的语文课。
对于因袭的一面，只需以海纳百川的气概接受就是。而对于需要修正的一面，笔者想费一些饶舌。
首先，不能用辅导资料代替工具书。古人治学都是以小学训诂入手，以唐代的韩愈到清代的姚鼐，哪个不是辨音释义的高手？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得益于其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中学生固然不能望其项背，但作为炎黄子孙，作为语文学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绝不可以含混代替明晰。这样的工作，教师帮不得，辅导资料更帮不得。据笔者经验，常用的字音字义，学生只要亲身翻阅工具书，三到四遍就可牢牢记住，比起使用辅导资料带来的一看就会、一丢就忘的毛病，效果要好得多。
其次，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努力学习，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而不是斤斤于教参的权威解释，上课照读了事。各种文本资料的普及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去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现在资料多了，网络普及了，任何一篇课文，网上都有大量的教案供我们选择，于是，我们有些教师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全盘吸收。殊不知，没有经过自己深刻理解与领悟的东西，只会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框框架架。你有的，学生那儿可能也会有，甚至比你更多。我们不排除各种文本上的剖析，但假如我们能在此基础上，能够生发出哪怕仅仅是一点自己的解释，和自己的学生交流，恐怕会比照本宣科要好得多。比如李密的《陈情表》，假如以奏疏这一角度切入来谈文章的用语特点，可能会让学生更轻易接受；还可以选择唐代员半千和张鹜的两篇《陈情表》，探其同，比其异：同为奏疏，文章的用语有何不同？以其中可看出时代特点和个人禀赋的哪些差别？再如欧阳修的《秋声赋》，一般的观点都是欧阳修此时已经退到了老庄的境界中，知养保和去了。可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阅读其晚年的著作，可以发现恐不尽如此。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阅读的过程同时应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的语文课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常识的先容，而更应该是带着学生与作者作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只要我们愿意，那些文学大家们是不会拒我们于千里之外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