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语文教学先声

1978年3月叶老的《大力探讨语文教学,尽快改善语文教学》,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叶老的“大力”,说明我们“探讨语文教学”的力度还不够,而“尽快”,则是夸大着“改善语文教学”的时不我待。
我想,今天重读叶老的文章,套用当下时兴的话,可否“穿越时空隧道”,对叶老所谆谆告诫的“语文教学”做一个纵横的评说?这样,或可以较大的视野看看“语文教学”的情况教学论文。

一、历史因缘

叶老的讲话,“以一九二三年到如今,五十五年了”说起。叶老站在语文教材教法的角度,以这样一个“时段”来切入语文教学。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叶总是以他自身“介入”语文教学的时间为发真个。正是在1923年,他亲手起草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低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该“纲要”叶绍钧(即叶老)起草,附表胡适起草,委员会复定。“纲要”以低级中学国语课程的“目的”、到低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内容和策略”及低级中学国语课程“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做了大体的说明。以这以后,叶老更有了语文教材编写的具体实践(《国文百八课》《文言读本》等)和“讲书”的具体探讨。检讨五十五年的语文教学,叶老以为“编选教材的办法屡次变更,可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中学里口语文和文言文掺和着教”,“教法也有所变更,……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对此,叶老一直表示怀疑:“教师果真是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而“对于口语文和文言文掺和着教,我也怀疑已久。”
看得出来,叶老在这里所指称的“语文教学”,就是语文的“教材”与“教法”。其中教材教法的“变”与“不变”,都为叶老“怀疑已久”,其怀疑的指向,即能否收到语文教学的效果。实在,这也是一个困扰“语文人”的世纪性的困难。
有论者指出,中国的语文教育,每十年就要“折腾”一次:
五四运动后,因推行国语、口语文教学,产生了“文白之争”,在倡导口语文教学的初期,人们将语文教学出现的不足如质量的下降统统归罪于口语文教学。到1934年,恢复文言教学呼声大涨,以而引发了关于文言、口语、大众语的论争。
假如进一步细数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和讨论,大致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中学生国文成绩低落”不足的讨论,40年代初期关于“抢救国文”不足的讨论,1953年开始的《红围巾》观摩教学的讨论,1956-1958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5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到60年代的“文道之争”。1978年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不足》,开始了“”之后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和讨论。这是截止叶老讲话的1978年,语文教学所历经的风波。①
而到20世纪80年代至于世纪末,语文更酿成“世纪末的尴尬”。

二、世纪尴尬

到了80年代,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不足、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不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90年代,“淡化语法”的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语感不足以及文学教育不足等的论争,此起彼伏,终极导致语文教育遭遇“世纪末的尴尬”:
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学》推出一组三篇文章: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集中批评中国语文教育有着的不足,引起了全国性的强烈反响。《羊城晚报》1998年3月27日头版头条刊载洪禹平、杨东平的文章《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文章在历数语文教育中有着的不足时,引用一位搞了半个世纪文字工作的老编辑的话说,这已不是误人子弟的不足,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所有的教师、父母、孩子都在为语文教育的错误付出宝贵的生命。这是在叶老讲话20多年后,语文教育遭碰到的前所未有的非议。诸如语文教育的教材编写、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效率等,悉遭颠覆。较之吕先生批评的“咄咄怪事”,更进到了“误尽苍生”并为语文教育的错误“付出宝贵的生命”的罪孽的地步,语文教育沦为“人民公敌”。
而反观“科举”体制下的“读书”,叶老说:“我想,以前读书人十年窗下,以师读书,不管他们后来入不入仕途,单说以老师那里真得到益处,在读书作文方面真打下基础,不至于成为似通非通的孔乙己的,不知道占多少比率。向来没有作过统计,当然没法知道占多少比率。但是我武断地想,恐怕不会很多吧。”
这应该是很痛苦的事情。

三、课改困惑

迨至21世纪初,课程革新教学论文风生水起,新课程以其理念之新锐,一新人之线人。一时,新课改、新思维、新理念、新策略铺天盖地。语文课程革新教学论文尤其注入更多的人文要素。
但对语文是什么、语文干什么的思索依然在运行。
我曾指出:由于忘了语文的最基本功能的培养需要练习,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地有着着如下倾向:满堂“问答”;一味夸赞;“自主”成“自流”;活动无体验;合作无实质;探究庸俗化;贴标签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②
不读书、空议论、泛人文,等等,语文有了疏离自身功能、价值的倾向。
而语文的外部环境,更越发其险峻:强势语言、运用学科、网络媒体、世俗搞笑,无不侵蚀、干扰、阻碍着语文。较之吕先生、叶老当时的境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漪先生说,怎样让学生真正能读书求知,自主学习,发挥聪明才智?我忧心忡忡,难觅良策。③

四、建设先声

纵观百年来语文的风云际会,持批评甚至否定语文态度的人,往往一个“批”字了得,他们以发泄对语文的不满为能事,却殊少建设意见。我以为,真为语文建设殚精竭虑的,叶老实为“第一人”。在《大力探讨语文教学,尽快改善语文教学》中,叶老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语文学科建设的细密构想:
1.教学观
学科课程的构建,教学为第一要务。叶老提出,“教师教任何作业(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讨,独立实践,解决不足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这里却有一个“误区”,就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用不着‘讲’”,并以此来遮蔽“讲”,虚化“讲”,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讲”与“用不着‘讲’”是辩证的整体。“讲”,为条件,为先决条件,为通过“讲”来引导“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而“用不着‘讲’”,则是目的,是结果,是学生“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讨,独立实践,解决不足了”。
这样看来,没有“讲”,就不可能有“用不着‘讲’”的。
而“讲”,却实实在在有讲究。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文选》课。刘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忽然公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上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老师端坐其间,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是怎样的一番情景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刘先生是在“营造”讲课的氛围,“唤起”讲课时学生的自我体验,而进入到讲课中的师生共同的“感悟”。这样的一种“讲”,是何等高妙!学生沐浴在月光之下,进入到《月赋》的境界,人与月融为一体,当然就用不着“讲”用不着“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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