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新探

摘 要：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首次将“诗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体裁从笔记随笔中有意识地独立出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进一步的分化，且与司马光对待史学的严肃态度和文学上的独特眼光相互关联。此外，与司马光的史学传承相平行，司马光诗学的传承也显露出“宗派化”的倾向，这正是北宋“文学宗族”向“文学宗派”发展的端倪。
关键词：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 北宋史学 北宋文学
司马光作为北宋之名儒大臣，“故不以辞章为重”，但从其一生实际创作来看，并非不精通于诗歌的创作，反而是众体兼备且转益多师。其晚年所著《温公续诗话》对当时以及前代的诗歌与诗人更有独到的批评眼光和自成一体的诗学观点。学界对于《温公续诗话》已有所探讨，取得了些许令人信服的观点，然而很少将此著作及其诗学观点放在整个宋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加以定位与评判。郭绍虞先生有绝句：“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提涑水文。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这首诗确实道出了《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的渊源关系和这两部著作内容的大致风貌，不过也给后学留下了很多可以继续深挖的突破口。
首先，欧阳修在其笔记类著作《归田录》外又撰写《诗话》，如果这是属于欧阳公偶尔之作，那么司马光选择撰写《续诗话》这部著作的原因何在？司马光在“濮议”期间与欧阳修多有冲突，虽然不能因人而废文，也无可否认欧阳修后来对司马光的提携，但是纵观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文集，两人既没有来往的书信，也没有诗词的唱和。司马光撰写《续诗话》是对“诗话”这一文学批评体例和名称的首次自觉的传承，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
此外，宋代望族极其重视对自身诗歌修养的磨练，“辞赋文章是维系家声的常春藤”。[3]宋初百年夏县司马氏一族，以进士及第者并不少，而司马光一脉，从其父亲司马池到其兄司马旦到其子司马康皆能写诗，而且有名篇佳作存世，所以《温公续诗话》的诗学观点与司马家族的诗歌创作必有所关联。但与此同时，在望族之间的联姻和门生故旧之间的交往中，诗艺的传授与切磋也是重要的手段。刘攽与司马光在史学与散文创作上是同调的，同时刘攽在司马光谢世之后撰写《中山诗话》亦不是偶然，这正是宋代诗歌创作与诗学传承从宗族走向宗派的端倪。

一、《温公续诗话》与文学批评的新体裁

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的自序中说道：“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4]这是司马光的自谦之辞，从字面来看司马光仅仅做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书且多为事件的记录而已，但是综合考察当时其它以记事为主的著作，这其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欧阳修除《诗话》之外，尚撰有笔记《归田录》，在这部书中同样记载有关于诗歌创作的事件。例如：“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重金，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5]这种关于诗歌批评的记载如果摆到《六一诗话》之中是同样合适的。又如与司马光基本同时期的范景仁所著笔记《东斋记事》，此间记载有各类杂事，其中也包含有关于诗歌创作和品评的事件。例如其中记录：“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6]有宋一代，在笔记之中记录文人诗赋创作事迹的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此时的司马光却有着独立的思考。通观《涑水记闻》一书中所记载的事件，基本上源于：毕业生论文网www.618jyw.com
都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文学创作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温公续诗话提要》中提到：“考光别有《涑水记闻》一书，载当时杂事。岂二书并修，偶以欲笔于此册欤？”[7]因此当时的四库馆臣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记载有关文学的事件，而在《涑水记闻》中力避关于诗赋创作的内容，这是首次自觉的将“诗话”作为一种有关文学批评的文体，从笔记之中独立出来。与之相比欧阳修所做《归田录》是为了“朝廷之遣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8]范镇所作的《东斋记事》是为了“追忆馆阁中及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纂集之”。[9]因此《归田录》《东斋记事》之类的笔记和《涑水记闻》有着明显的区别。比较之下，不难看出司马光将文学事件和政治事件有意分开记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之所以撰写《涑水记闻》以及《温公日记》《朔记》是因为他和刘恕曾有编纂《资治通鉴后记》的计划，但因为刘恕的辞世而最终搁浅，诚如李焘所说的：“文正公初与刘道厚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记》之具也。”[10]因而司马光对于《涑水记闻》一书完全是以史学著作来对待的，不带有一丝文学色彩。《续诗话》虽也颇多记事的成分，但被司马光有意识地从史部之中脱离出来。
如果将司马光编写《温公续诗话》作为一种自觉将“诗话”转变为文学批评体裁的行为，那么也就能解释司马光为何续写《六一诗话》了。欧阳修在“濮议”之中与韩琦站在同一阵营而司马光、吕诲等人始终与之对立。虽然治平四年英宗驾崩，神宗即位，“濮议”宣告结束，时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上疏荐司马光，略曰：“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诤谏，谠言嘉话，著在两朝。”[11]然而，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并没有因此缓和，欧阳修晚年著《濮议》，对“濮议之争”一直耿耿于怀。司马光虽然承认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但也并未与欧阳修有很深的交情。司马光元丰二年作《答孙长官察书》中说道：“光自幼接待周旋，今日得附以不朽，何荣如之！……今尊伯父既有欧阳公为之墓志，如公可谓声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传后世矣。他人谁能加之！伏愿足下止刻欧阳之铭，植于隧外以为碑，则尊伯父，自可光辉于无穷。为来之法，不亦美乎？”[12]这是司马光的推却之辞，也能看出即便在欧阳修谢世之后，司马光依然与其时时划清界限。因而，司马光续写《六一诗话》并非是师从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欧阳修在笔记随笔之外另开“诗话”一体的启发，从而有意识地更进一步明确了“诗话”区别于一般笔记随笔的功能。同时，也能解释为何《温公续诗话》所记录和品评的内容中除了对欧阳修的错误进行补正外，未对欧阳修的诗歌作品做出任何评判。

二、《温公续诗话》与北宋诗学观的宗派化

“两宋士大夫整体之博学多闻远过于唐人，他们大多能兼‘政治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三者于一身。究其原因，或与世家大族“诗书传家”的普遍做法及示范效应密切相关。”[13]夏县司马氏家族不但是注重儒学传承的北方望族，也同样注重子弟的文学修养，司马氏家族进士及第者不在少数，司马光更是进士高等。虽然宋初科举有重北抑南的倾向，但也足以说明司马氏家族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热衷。然而不幸的是司马光子嗣匮乏，司马康又早逝，因而在家族学术的传承上遭遇了障碍。所幸司马光的史学精神与文章风格通过那些参与修编《资治通鉴》的青年才俊得以流传，在此过程中其诗学观点同样在其后学之中得到了传承。在“江西诗派”出现以前，这是北宋诗歌创作从宗族走向宗派的先声。刘攽的《中山诗话》和他对司马光诗学观的继承与实践便是体现。
司马光晚年重视其家族诗歌艺术的传承，他在《温公续诗话》中继承“欧梅”诗歌“状难写之景”的诗学观点，从而援引了其父司马池的《行色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14]类似此诗风格的诗作多见于司马光闲居洛阳时的诗作。如诗《和复古小园书事》：“饱食复闲眠，风清雨霁天。叶深时坠果，岸曲乍藏莲。波面秋光净，林梢夕照鲜。东家近亦富，满地布苔钱。”[15]“苔钱满布”当为落魄冷清之状，却反语“东家近亦富”，不但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亦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此种自嘲以玩笑语中见心中之悲凉，实为佳句。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亦留有诗句：“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16]同样具有相同的风格。然而，司马氏家族毕竟没有在宋诗发展的过程中大有建树，但是刘攽对司马光诗学的继承与发展却是在宋代诗学宗派化发展的过程中颇具意义。
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赠太师、温国公”。在刘攽的《中山诗话》中记载：“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17]因而其书应成于元祐元年之后。刘攽卒于元祐三年。因而《中山诗话》成书时间在元祐元年至元祐三年之间。刘攽生前参与修编《资治通鉴》在熙宁年间为王安石排挤而与司马光相友善。《温公续诗话》最初名为《续诗话》是司马光对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书，而《中山诗话》是一部独立的诗话。司马光的贡献在于首次将“诗话”之体与单纯的野史杂记相区别，而刘攽既而撰写了一部独立的诗话。“诗话”这一文学批评体裁通过此过程才得以进一步得到独立和成熟。“诗话”的出现与史学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司马光为首的史学家进一步划清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同时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所提倡的诗学观同样被刘攽所继承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山诗话》载：“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18]这一观点摒弃“后西昆”专注辞采华丽而转而求“意在言外”与司马光传承于“欧梅”的诗学观为同调。
在“元祐史学”宗派开始形成之初，文学同样开始出现与其相平行的宗派化趋势。
三、结论
虽然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作，但司马光首先有意识地将“诗话”这一体裁从史部的笔记随笔中分离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进一步分化的标志。早期的“诗话”皆出自史家是不争的事实，也造成了后世“诗话”长于记事的随笔漫谈式的风格。“诗话”之所以最终成为文学批评的体裁正是有赖于司马光身兼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特殊身份。进而可以说“诗话”这种文学批评样式的出现与宋代文人的博学多才和身兼数种身份的特点密不可分。
从司马光撰写《温公续诗话》到刘攽《中山诗话》问世的承递过程中，可以发现，在“元祐史学”这一学术宗派形成的早期，宋诗的批评与创作也有从家族传承向宗派传承的端倪。司马光的家族学术与诗学由于子嗣的匮乏而断绝，却在其门生故旧之处萌发新芽，这是宋代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互动的结果，也是宋诗“宗派化”时代到来的前兆。
注释：
[7][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页。
[3][13]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第110页。
[4][11][12][14][15][宋]司马光：《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8页，第105页，第182页，第1792页。
[5][8][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28页，第601页。
[6][9][宋]范镇：《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第1页。
[1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7页。
[16][明]马峦，[清]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5页。
[17][18]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第442页。
（韩辰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36）摘自：毕业论文文献格式www.618jy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