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小学,新中国17年(1949~1965)中小学教科书规整对策

摘要：教科书是以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是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也是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规整，其途径是：借助统一的名义规整，仿效苏联的方式规整，借鉴延安的经验规整，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关键词：规整；中小学；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3-0045-05
任何一个国家欲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镇压各种反抗和扫除各种障碍，更重要的是要依赖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学校教育在思想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而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又承载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因此，教科书被视为培养社会认同感的主要工具。正如陆费逵先生所说：“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政府，尤其是新生政权都会采取种种措施来规范和统整教科书，以赢得公众的认同，并最终谋求其政权的合法化，巩固其统治。
新中国一成立，就要求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反映中国意旨的新教科书，以便更好地向下一代及整个国民灌输国家意志。可以说新中国对中小学教科书的规整已是一种必定教育论文。然而，由于种种理由，规整并非一帆风顺，在如何规整上，以借鉴、模仿到自主探讨，规整之路充满了艰辛。

一、借助统一的名义规整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接收教会学校，接管私立学校，处理民间教育社团组织等，对旧中国遗留的教育，进行接管、整顿、改造，逐步形成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教育体制。另外，我国出版图书的新华书店也以分散经营走向统

一、集中。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进展。

1.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

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
上述文件全面规范了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确定我国中小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以政治课程为例：取消了民国时期的“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开设了“革命常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等政治课，强调在各门学科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这就以根本上消除了旧课程的反动性，彻底转变初中数学教学论文了中小学课程的性质。

2.公布中小学教科用书表，逐步统一中小学教学用书

1950年7月5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颁发《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同时公布了《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并以1950年下半年开始，每年分春季、秋季两次联合发布“关于××年春季(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并公布该年度秋季或春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这一措施一直延续到1958年，直到各地自编教材后，才停止颁发教科用书表。
对于表内各用书，最初是供各大行政区参考采用。但后来越来越严格，要求一律用表列课本，教科用书表的公布，逐步转变初中数学教学论文了建国初期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科用书供应紊乱、版本不一的情形。

3.成立教科书统一编审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

早在1949年3月，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
1950年12月8日，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同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承担华北、华东地区1951年春季中小学教材的生产造货供应工作，并统一向其他地区新华书店供应纸型，分区造货供应。1951年春季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表所列中小学用书共35种93册，其中30种85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4.统一全国教科书的售价及供应(发行)

1950年7月5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发布了《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教科书售价全国划一，教科书一律用人民币定价(东北用东北币定价)。各地售与学生及学校的课本，一律按照书面标明的货币计算，不得根据任何理由，加成或加价出售。
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于1951年4月18日共同发布了《对教科书供应情况报告的指示》，同年10月29日共同发布了《关于改善1952年春季教科书供应工作的决定》。这些通知，规范了全国教科书的供应或发行。
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教科书由各自为政逐步走向统一，这有力地保障了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适应国家对国民教育的要求。当然在规整过程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二、仿效苏联的方式规整

以俄为师，是我国建国初期的基本方针。“一五”期间，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激动人心口号的鼓舞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以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论述、教材、策略教学论文等系统地全盘移植。教科书的规整也体现出对“苏联方式”的强烈依赖。

1.建立集权、高度统一的教科书管理制度

苏联推行的是高度集权而统一的教学计划、各科教学大纲和标准教科书、固定课程表，也就是教科书建设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仿效苏联的做法，我国先后由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整顿和改善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关于改善和进展中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8日)等通知，也由政府统一全国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以及固定的课程表和教学进度。
具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颁布了4个小学教学计划，5个中学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建国后第一套齐全的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其中小学10种，中学25种。而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不少是在以苏联大纲为蓝本编订而成的。这样，规范了中小学的教学活动，使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有了科学的依据。

2.参照苏联的做法革新初中英语教学论文中小学课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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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教材、补充教材的编写，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乡的信念；为中小学教育更好地适应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国情，弥补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政治常识(代用教材)、农业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教材的出现，体现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教科书的系统。
当然，编教材权利下放，搞群众运动；教科书突出政治，强调为生产劳动服务等，这一切正是延安经验的体现。积极之处：一是尝试教材多样化，弥补了高度集权制的不足，二是权利下放，广大群众参与编写，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弊端在于各地大干快上，自编的教科书大多难以保证质量。

四、以质量的名义规整

新中国17年，教育部在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上也是颇费心思。在苏联的方式遭批判，延安的经验受挫折之后，教育部不得不参照民国的视角来规整。民国的教育系统实际上是师承西方正规的、现代化的学校教育系统，追求的是高质量的教育。但碍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之左倾思潮的泛滥，所以，参照民国的视角是非常隐晦的，它是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名义出现的。

1.颁布中小学工作条例，规范中小学教学工作

以1960年下半年起，党逐步认识到“大跃进”带来的一些理由，党和反复强调开展调查探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陆续规范各行各业的工作。1963年，先后颁布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系统地总结了建国13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日常管理等基本理由做了具体的规定。教育部根据这两个条例制定了《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各学科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新的教材。

2.重新修订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实施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颁布，教育部开始着手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并于1963年5月颁发，主要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等科的教学大纲。至此，结束了“教育大革命”以来各地自编教材的混乱局面。
与1956年的教学大纲相比，新大纲的特点：第一，重新确立了各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第二，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要求；第三，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强调多读、多练。该大纲贯彻了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以培养人才、专家为目标的精英教育理念，注重处理论述与实践的联系、传统与现代的联系，逐渐形成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双基”教学的特点。

3.逐步完善了教科书的编审制度

(1)教育部成立普通教育教材编审小组，加强对中小学教科书编审的领导1960年10月，教育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成员有戴伯韬、辛安亭、肖敬若、彭文、刘松涛等，由戴伯韬任组长。这个小组在副部长张磐石和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样高规格的编审小组，足见国家对中小学教材编审工作的高度重视。
(2)聘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任中小学教科书审查顾问，以保证教科书的质量1960年，在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时，根据编审工作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确立了编审制度。为确保教材质量，教育部聘请了一批专家作为审查中小学各科教材的顾问。如吕叔湘、许国璋、华罗庚、严济慈、竺可桢等。
1962年，在十二年制教材编写过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又聘请了一批专家对各科新编教材进行审阅，有：王力、赵绍熊、曹靖华、胡先骕、任美锷等。
(3)公布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全国各地采用1962年4月7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1962-1963学年度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随通知附发了《1962-1963学年度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这些教学用书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采用。同时还附发了《中小学数学课本的使用意见》、《中学生物课本的使用意见》、《中学俄语和英语课本的使用意见》。
其中规定：数学、生物、外语课本的使用理由，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参考本通知附发的使用意见，自行探讨决定。高中生物、历史课本如何使用，暂由各地自行决定。
1963年，同样由教育部颁发了1963-1964学年度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及《1963-1964学年度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教育部这样做，使得各地在选择使用中小学教科书时有据可循，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规范、统一了中小学教学用书。但相比于1958年以前的教科用书表，教学用书目录的强制性不如以前，各地选择教科书的自由度、灵活度比较大。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一是提高了教科书的质量，二是几种教科书并存，为教科书的多样化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新中国17年中小学教科书的进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影响教科书进展的因素很复杂，政府在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上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教科书规整的方向和侧重点也有差别。由于经验不足，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以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3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3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政治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进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理由，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三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17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三者之间的均衡，可惜做得不好。
总之，教科书的规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教科书的规整之路曲折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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